王世襄先生于2009年11月28日9时在北京逝世，遵照先生遗愿，不搞遗体告别，家中不设灵堂。时至今日我仍在为没能见上王先生最后一面耿耿于怀，遗憾不已。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转眼间，王世襄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回想起和王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这些过往如同电影一般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我和王先生认识是在1975年，记得是在元旦前后。我是1975年10月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文物局的。在沙滩红楼集中学习培训了一个月，我和刘兰华两个又被分到故宫博物院业务部。我在宫廷组负责保管古代家具。当时宫廷组是大组，二十多人，我的年龄最小。老一辈师傅们都很关心我，鼓励我好好钻研古代家具知识。1975年年底，因天冷故宫无法进库学习，我便天天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此期间，我有幸拜读了王世襄先生多篇关于家具的文章，我又多方打听王先生的情况，然后利用周末时间登门拜访。得知故宫来了个大学生，专门保管和研究古代家具，王先生非常高兴，他说：“这回家具门类的研究后继有人了。”第一次见面我便和王先生谈得很投机，此后便时常登门求教。有一次，我提到明式家具的“壸门”，因为我所看的文章都写的是“壶”字，所以我一直念“壶门”，王先生立刻纠正说：“这字不念‘壶’，念‘壸’。现有刊物印‘壶’，是因打字机字盘没有这个字。既使印成壶，在这也要念‘壸门’。”回来之后，我查了字典，“壸门”指皇宫里的门。王先生纠正了我的错误，在先生指导下，我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我从内心由衷地感激先生。

　　1985年，王先生编著《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收录故宫二十多件家具实物，从提目录到办手续、为文物照相、写文物说明，都是我配合的。在编书过程中，自然少不了到先生家去，每次去，先生都把他的书稿给我看。可以说，我是在《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出版之前就已经有幸拜读过此书的人。有一次王先生因编书的事约我到他家去一趟，我说我接孩子放学之后便赶过去。谁知一进王先生家，袁大妈就端上了特地为孩子煮的青杏水，还放了不少糖。没想到自己顺口一句，心细的王先生和袁大妈却如此费心，这些点滴小事令我感动怀念至今。

　　1992年，我写了一本《中国古代家具》的书，十三万字，请先生审稿，先生十分高兴，特地为我题写了《中国古代家具》的书名和序言，还在序言中对我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和评价。

　　1999年，王先生与朱先生一起编缉《中国工艺美术全集 工艺美术篇·竹木牙角卷》时，我也给予大力协助。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通过协助先生编书这个契机，多跟两位先生学习专业知识，编委会名单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初学者。但两位先生提议把我提为编辑助理印在书上。又有一次，先生对我说：“我在故宫办点事很难，好多人把所管文物及资料把得很紧，怕别人知道，将来自己写文章不新鲜。你与他们不同，毫无保留。”我说：“我希望您尽快出书，是想尽快读到您的大作。您用五十年积累的学问，我用五年时间来学习。如果您的大作出版不了，我岂不是也要用至少五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读您的书，是提高业务的捷径。”

　　王先生业余爱好广泛，养蝈蝈、养蛐蛐、养鸽子，什么都好。我父母家住昌平，有一次跟王先生说：“我要回昌平，我们家野地里蝈蝈、蛐蛐多得是，给您逮点来。”先生说：“昌平蝈蝈肚子太大，叫得也不脆，不如香山八大处的好。”我说：“哪天您到八大处逮蝈蝈、蛐蛐，我陪您去，说不定比您逮得快。”袁大妈说：“你别逗他了，说不定哪天一高兴，他真要去。”王先生虽然学富五车，但没有一点学者的架子，见谁都笑脸相迎，无论身分高低，年龄大小，先生都一视同仁，跟谁都谈得来。

　　在与先生多年的交往中，先生深知我爱看书，时常有针对性地送我一些书。1985年，《明式家具珍赏》出版，先生亲自签字后送到故宫。那天我正在库内工作，先生在门外喊我，我出门后，把书交给我。当时我心中万分感动，这是我家第一本又厚又大的书。此后的《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锦灰堆》等先生都忘不了我。我也把先生送我的书视为珍藏品，舍不得用。而日常所用，是我自己花钱另买的。

　　王先生还十分关心我们这些晚辈们的学习，先生先后为我推荐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胡文彦老师、陈增弼老师;经王先生介绍认识了张德祥先生和龙顺成家具厂的陈寿洪先生;1999年我作为专家组成员去香港办展览，王先生得知后，写信给香港朋友，让我认识了伍嘉恩女士和叶承耀医生。从认识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互相探讨，共同提高。

　　王先生是当代大学者，他不管钻什么，或玩什么，都能作出学问来。他的有关蝈蝈、蛐蛐、鸽子、葫芦等专业著作，为后人留下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王先生是一位乐于提携后辈的大家，他离我们而去了，怀念他感激他的人很多，作为他的学生，我永远不会忘记王先生曾给予我的帮助与指导。没有王先生，就没有我今天取得的一些成绩。王先生，我会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