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尤金·阿杰之后的百年街头摄影史，竖着卡蒂埃-布勒松的超现实主义观看、罗伯特·弗兰克的社会反讽、盖瑞·维诺格兰德的个人化影像三面大旗，旗帜之下，虽然镜头无数，但近30年来却少有真正的突破，直到阿历克斯·韦伯推出他的大型展览和摄影集《光之苦》。这个展览集韦伯1978年以来30年的街头照片，且全是彩色的，这一下就把自己与三位前辈区别开了。而韦伯那双超毒的眼睛，将抽象、印象、意象、想象汇于一个瞬间的影像，更展示了当代街头摄影中极为少见的感受和呈现功力。他对色彩十分偏爱，但超越单薄的视觉感受，直指色彩的文化内容。韦伯认为，生活、文化和政治在色彩中交融、交错、对撞、冲突，抓住了一个地方的色彩，就能触碰到这个地方社会文化的核，揭示出那个地方的人性;因此，摄影就是用照片对色彩的世界做出回应—所有这些，成就了第四种街头摄影的伟大探索，韦伯的照片堪称这一类别的最新典范。

　　阿历克斯·韦伯(Alex　Webb，1952—，美国人)读高中时便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进入哈佛大学后，他一边主修历史与文学，一边在卡彭特视觉艺术中心(The　Carpenter　Center　for　the　Visual　Arts)学习摄影。1974年，韦伯大学毕业前参与了由玛格南摄影师查尔斯·哈伯特(Charles　Harbutt)牵头的工作坊，显露出的摄影才华很受查尔斯赏识，于是查尔斯建议他申请加入玛格南。多年后韦伯接受采访时坦言，对加入玛格南甚至是以摄影为职业并没有仔细的思考：“查尔斯建议我向玛格南递申请。我申请了，十分让人惊讶的是我被接受了。我觉得当时申请的摄影师不像现在这样多，不像现在进玛格南这么困难。”　两年后韦伯成为准会员，1979年成为正式成员。

　　1980年代以来，韦伯获奖无数，最主要的包括1980年的美国海外新闻记者协会奖、1990年的尤金·史密斯奖金、1998年的哈苏奖金以及2000年的徕卡杰出摄影成就奖，其作品也收入美国现代摄影艺术科目的教科书。1986年以来，韦伯出版了8本摄影画册，2011年，《美国摄影》(American　Photo)杂志公布了该刊评出的当年度全世界最优秀的50本摄影画册，《光之苦》(The　Suffering　of　Light)便列于其中的“回顾类摄影集”之中。

　　只有街市

　　韦伯钟爱街头生活、事件、景象，很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街头摄影师”，完全追随街头生活的节奏探索、记录着：“对我来说，一切的重中之重只有街市，不管怎样都是!”这样强烈的愿望，源于他对家乡新英格兰那乏味街头生活的反叛。“那里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紧闭的大门里，完全没有街市生活的感觉，然而在美国—墨西哥的边境地带和海地，你立即会感受到一种街头的活力，这让人非常兴奋”。

　　1970年代中期，韦伯一直在美国南部用黑白胶片拍摄小城镇生活，但这一时期的黑白作品并没有突出特色。“1975年，我的摄影之路似乎走进了死胡同”，韦伯开始厌倦了那些片段的、飘忽不定的街头影像，想要探索新的领域。

　　虽然新英格兰地区清冷的街头没能为韦伯提供足够的拍摄题材，但这儿厚重的文化积淀却影响着韦伯的文学趣味，乃至于后来改变了他的摄影之路。偶然间拿起的一本书，格雷厄姆·格林所著的《喜剧演员》(Graham　Greene：　The　Comedians)，一本以海地为背景的小说让韦伯对那里产生了兴趣。小说描写了杜瓦利埃暴政下的海地，这个“让人着迷又恐惧”的故事让他产生了去那里探险的愿望。没几个月，他就坐上了飞往海地的飞机。　1986年，当韦伯编辑第一本摄影画册《热光/半成品世界》(Hot　Light/Half-Made　World)时，浓重的文学情怀始终影响着他，编辑中他刻意保留了那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情绪。他坦言，这本书的编排“可能有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中那种很深的暗喻—进入到某种黑暗的一次旅行”。

　　时至今日，这本30年合集《光之苦》中呈现的影像，也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文学影响。“格雷厄姆·格林小说中展现的地域相当宽广，除了英国，还包括了亚、非、拉美各国……这些地域大部分都处热带。格林是个描述场景、氛围的高手，善于剪辑各种不同的意象，以他本人特有的沉郁、舒缓的语调组成一个浑然、有机的整体。这些热带地区经他之手所转化形成燥热、令人窒息、绝望的意象……”，“格雷厄姆·格林精选了一些互不相干、但客观上又千丝万缕真正联系的材料。用这种办法，热带的奥秘可以提炼成腐烂的番石榴的芳香。”　看看后人对格雷厄姆·格林的这些评述，与韦伯镜头中的热带景象是多么契合。

　　那次三个星期的海地行程让韦伯开始思考自己的摄影之路。那些从未经历过的街头景象、神秘的色彩、独特的文化让他开始更为深入地关注像海地这样的加勒比地区和美国—墨西哥的边境地带。但此时韦伯依然忠实地运用黑白摄影，即便那里的色彩是如此的丰富。在那时的韦伯看来，只有黑白照片才具有审美趣味、文化气息和政治元素，而且是和谐统一的，最重要的是只有黑白照片才是当时主流摄影圈接受和认同的形式。

　　但是，三年后的1978年，韦伯彻底改变了，海地之行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和作品形式，他摆脱了自己过往作品的晦暗、沉默，全部使用彩色来拍摄—这让他在彩色摄影上的惊人天赋完全迸发。

　　光之苦

　　色彩引领韦伯进入加勒比地区、非洲、亚洲并且让他又回到街头文化的发源地故国美利坚。他深入边境地带、岛屿生活、边缘人群，记录各种生活、文化和政治的交融、交错、对撞、冲突;他“用照片对形式和色彩的世界做出回应”。韦伯以往的画册大多是以地区为限编辑的，而《光之苦》汇集了他在世界各地街头的独特发现，是一本以编年体形式呈现街头生活的影像志，且通篇都是彩色。

　　游走于陌生城市的街头巷尾，韦伯像记者一样观察着，从未预设立场，但是他发现，街头事件是风向标，暗示着社会文化、政治可能的变迁。在海地这样的地方，色彩就是文化的表现，而且与文化完全融合，似乎抓住了一个地方的色彩，就能触碰到这个地方社会文化的核。　在韦伯看来，纽约时代广场光怪陆离的色彩就是商业，而墨西哥小镇中扑面而来的纷繁色彩就是生活。

　　1976年，威廉·埃格尔斯顿的彩色摄影作品于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　)展出，这标志着彩色摄影被艺术界接受和认同。韦伯正是这个色彩浪潮的追随者。从未研习过绘画的他有着与梵·高、高更相似的理念，“如果你痴迷于色彩，哪里还要顾忌应该是什么颜色?”以至于评论家杰夫·代尔(Geoff Dyer)在编后记中猜测“韦伯拍摄的那些沐浴在瀑布中的海地朝圣者，就是在向高更的塔西提杰作致敬。”

　　牛顿发现了物理学上的色彩，然而这些光谱上干瘪无趣的标识和数字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意义呢?诗人歌德也这样认为，于是他认认真真地研究起自己的“弱项”色彩学，　在牛顿离世百多年后对其发起了阴阳两隔的批判，还一根筋地写出了一本《色彩论》。歌德的余生一直致力推广自己的色彩理念，他甚至认为自己在色彩方面的学术贡献要高于其他方面。虽然从科学角度看歌德的学说有很多漏洞，但是他所强调的色彩的心理属性却被后人所接受，以至于有些人认为真正发现色彩的是歌德，因为正是他最先深入探讨了色彩的心理意义。　“　Colors　are　the　deeds　and　suffering　of　light”(色彩是光的行迹和苦果)，　这句话写于这本画册的扉页上，正是歌德不失诗人本色地用诗化语言来批判牛顿的色彩学，也是韦伯的书名“The　Suffering　of　Light”(《光之苦》)的出处。

　　永恒的光

　　在韦伯的作品中与色彩特征相生相伴的形式特征就是阴影，曾经与韦伯合作过的旅行作家皮科·耶尔(Pico　Iyer)说韦伯“是一个真正的光影社会学家和猎手”。他作品中那些强烈的阴影如同利剑一样，似乎要将画框斩断。有时，那些光影区块又有机的融合成一个整体，无论是建筑、景致还是人物似乎没有前景、背景的分别。投影、剪影、虚影、遮挡、黝黑的皮肤、曝光不足……“用阴影诉说”和韦伯的色彩手段一样，是他最重要的表现方式。阴影勾勒出的画面让光与色既神秘又活跃，如同英国作家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所说：“在炎热、阳光充足的地方，生活是暗藏在影子里的”。

　　同样是把镜头对准街头，韦伯的影像中没有罗伯特·弗兰克、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照片中逸散出的政治趣味，与国人熟悉的马克·吕布也完全不一样，韦伯用自己的方式行摄于本应拍摄传统新闻照片的街头。这全因他所在的这个玛格南图片社足够的开放和包容，才容得下韦伯在当时显得有些特立独行的色彩探索。韦伯把这一切归于推荐他进入玛格南的查尔斯·哈伯特：“查尔斯鼓励那种更加个性化看世界的方式，这给了我很多影响……比如海地，这里是政治及社会暴力事件多发的地方，因此应该用严谨的新闻摄影形式工作，但我在这里实际上采取的是非常个人化的手法。”这种手法成为模糊报道摄影、纪实摄影、艺术摄影界限的一种工作方式。

　　韦伯用自己的照片和经历告诉所有人，玛格南不仅是新闻的!尽管这种偏见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依然有部分人抱有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卡蒂埃-布列松非常早就在卢浮宫和现代艺术馆办摄影展了。包括韦伯在内的很多摄影师的作品(包括那些具有独到表现的新闻摄影作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术馆、博物馆的展厅里而不是新闻媒体上。”

　　韦伯多年的作品始终是忠实的“历史见证”，但他也承认，“在新闻摄影方面，我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他错过了太多重要事件，而那些时刻才是最有可能拍到具有新闻价值的照片的时刻，待韦伯赶到时，所有的记录已经变成“旧闻”了。摄影记者把这里的新闻影像源源不断地传播出去，韦伯不愿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他真正要寻找的是能够长久存在的事物。街头的人群还是街市的景致?政局有起伏、文化有变迁……这些似乎都不是，答案恐怕只有一个—“光”，永恒的光。翻开这本画册，第一张照片展示的是美国警察抓捕墨西哥偷渡者的情景，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绚烂的云霞，就像是在天堂。“可怕的悲剧发生在亮丽的阳光下”，这是韦伯追求的，他希望相悖的事情能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画面中同时存在：“我想要试着接受这些悖论”，这恐怕也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

　　正如歌德所说：阳光越是强烈，阴影就越是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