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水墨的提出是中国传统绘画对当代文化的一种回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产生了困惑。作为一个文化突破口和传统绘画的切换实验性，国内的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地思考这一问题。

　　新水墨的含义是复杂的，是东西方都感兴趣的热点。虽然在同一个概念下，纵横的交会点是一致的，但是，视角是完全不同的。国人试图走出古老文明所造成的困境，让国粹在当下“化腐朽为神奇”焕发新的生命力，既唤醒国人的文化自信，又可抵御、抗衡西方当代艺术的滚滚浪潮。更准确地说，新水墨近来能成为关注点，是因为国人正在明白文化艺术的问题必须用文化的方式去回应，由此亦可解决西方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困惑。可以这么说，新水墨在一部分人眼中，标志着中国传统艺术对现代人审美意识的重塑，也标志着中国艺术成为走向世界进行文化对话的当代话语。

　　然而新水墨现在不断地被讨论，不可回避的是另一种新水墨的试验，我个人以为是在西方现代性的语境下所提出的课题，是在现代性一元化前提下的多元发展。是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切换成适应老外的阅读方式或转译成西方人的审美习俗而做的选择。首先让我们的文化滑入西方的轨道，西为体，中为他用。很大程度上，当代艺术的性质就是西方艺术，从而，使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在全球不断地被覆盖，吞噬地域文化。

　　西方文化是入世的，对社会的介入是西画的基点，中国画则更多的是出世的。而这类的新水墨其实是在用西方人的理念在中国传统的材料上干活，很多时候只是在探问，西方需要什么?或者说你需要我做什么?某种意义上与中国文化没有太大关系，甚至有些还是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消解。

　　新儒学者杜维明先生曾提出一个问题，是多元现代性?还是现代性的多元发展?现代性是一个复数概念还是一个单数概念?也就是说在西方的现代性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现代性?逻辑推到这儿不仅要问，中国画的发展是否一定要按西方文化理念才能走出一个“现代性”?答案其实显而易见。而要走出自己的“现代性”就离不开自己的传统。胡适的一生都致力于“整理国故”的研究，这或许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而对传统的反思和整理，并不是要回到传统中去，对艺术家来说，绝不是去简单地复制传统绘画，因为那样就缺乏时代性，也谈不上发展。但反过来讲，发展的前提还是要参透传统，中国传统艺术的转型只有从自身的历史、地域、文化精神上做出自己的选择，按自身的发展演绎出一条全新的路。

　　中国画的造型、笔墨、线条、气息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是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之上的，如果一旦融入到西方解剖结构学之中，那么所有的中国画的笔墨关系则消解了，演变成西方黑白素描和光影关系，文化内涵就变异了。

　　就我个人之见，现行的学院式教育对培养中国画学子而言，可能第一口奶已经吃错了，统一的素描石膏画和人物写生练习，潜移默化地让学生养成了西方式的观察方法，以及思维模式和审美价值取向。因此，中国画的基础学习究竟如何搞?也许应该到了反思的时候了。在全盘西化的进程中,中国画是否也必须九九归一呢?

　　当然，在当代背景下新水墨所引发的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探讨是积极的。在新的时代里，传统的水墨的确需要有“新”的发展。而我以为，新水墨之“新”更应当体现在用现代人的情感和认知去重新阐释传统上，是对传统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是对传统的丰富而不是扬弃，是在参透了笔墨运用的基础上，再去进行具有个性和当代意识的转换。

　　也许，在历史上，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并存、相辅相成、化解与整合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重要的是，吸收外来文化，不意味着被替代，而是壮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