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把书房安在常熟，一是因为常熟比上海房价便宜，二是因为“在那里，推开阳台窗，就能跟虞山正面相向了”。为了摆下几万册书，他将两个 70 平米左右一室两厅打通，4 个厅全部用作书房。这个书房六面墙打了书柜，书桌有三张

　　陈东东这辈子没怎么离开过上海这座超级大都市，离开最久的一次也不过四个月。“我对上海有着深切的归属感和依恋感。”

　　尽管他将自己的三百多箱书比作“背上的金肿瘤”，它们却离开他“漂泊”了很多年，曾在苏州甪直和昆山张浦待过，现在又搬到了常熟。陈东东希望常熟会是它们最终的居所。

　　把书房安在常熟，当然有很多被迫如此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上海的房价贵得令人发指，在上海购置堆书的房子，显然超出了陈东东的能力范围。“然而常熟的房价其实也很难用‘不贵’来评述。”为了摆下几万册书，他将两个 70 平米左右一室两厅打通，4 个厅全部用作书房。这个书房六面墙打了书柜，书桌有三张，“我是想告诉自己随处可以坐下来写，但这么一来，似乎反而很少这么一本正经坐下来写了”。

　　如果一定要说选择常熟的理由，陈东东觉得是“在那里，推开阳台窗，就能跟虞山正面相向了”。他给书房起名叫“见山书斋”：“总的来说，上海是个欠缺风景的地方，对一个出生并长期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有一个面对一座名山的书房，实在还是有点儿奢侈的。我想，‘见山书斋’所见的那座山，说不定就蕴含了价值观人生观之类的东西。”

　　“我感到我这个上海诗人的上海不断在扩大。”不仅在地域上—他如今在上海有自己的居所，在常熟有书斋，因为不久前娶了深圳姑娘，在深圳也有了一个家—也在心理上，“当我走在深圳街头的时候，我已经能更多地嗅到它那上海的气息了，也许不是我切实经验中的，而是上海背后的那个上海气息，很可能是我嗅到了我这个上海诗人想要为之驻足、想要为之写点儿什么的上海气息”。

　　以前出门的时候，陈东东会精挑细选一两册符合当时心境和旅行性质的书带着，现在他常常在三个家之间往还，却只是随意抓一本书带上，“似乎这么随意抓起的一本书更能让我觉得自己带上了所有的书”。他不愿借书给别人，因为要是感到哪本书可能无法随时翻看到，就会没有安全感，而且他总是不断地想要返回，“回到书房，我就安稳了”。

　　B=《外滩画报》

　　C=陈东东

　　B：最近在读的是什么书？

　　C：我最近在翻看的一是中野美代子的《中国的妖怪》，二是叶凯蒂的《上海·爱》。我一向是小说迷，可是好像已到了更爱读非虚构和研究类著作的年龄，而这两本非虚构的专题书却仍可以当小说来读。另外，它们也跟我当前的写作有点儿关系，算是我写作的参考读物。

　　B：你通常去什么书店买书？有最喜欢的书店吗？

　　C：现在我已很少逛书店，网上购书更便捷，况且电子书还要便捷，早知有电子书就不会弄那么多书进门。我知道走进书店我会管不住自己，胡乱买书，而我的书房里已经堆不进更多的书了。走进如今那种巨型书店(书城)还会让我疑惑自己的写作—如此过剩的出版物，真的还缺点儿什么需要我去把它写出来吗?所以我更愿意去小书店，旧书店。现在我喜欢深圳华侨城的旧天堂书店，因为看上去，它架上书籍的数量跟“见山书斋”的差不多，满满当当的，提醒我别再买书了，更主要的，因为那家书店有一半面积设成了适合闲坐的茶座，它还有个可以晒太阳乱翻书的院子。

　　B：你现在已经习惯看电子书了？

　　C：现在出门旅行尽可能带电子书，不过在家还是喜欢看纸质书。不带书出门主要是怕弄丢了，丢过一两次，心疼得很，弄丢平板手机还好受些。譬如罗兰·巴特的《神话》，到现在也没补到这本书，当时在一家小吃店里，因为一碗馄饨美味得太销魂，离开时就忘带了。

　　B：有什么诗人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诗论或文论方面呢？

　　C: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写诗，跟我同寝室的诗人王寅对我构成很大影响。我不知道如果他不跟我住在同一寝室，我会不会动笔去写诗。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偶然从《世界文学》杂志上读到的李野光译希腊埃利蒂斯的诗给了我直接的写作冲动。诗论或文论方面，我愿意提一下苏珊·桑塔格的名字，她的那些文章和随笔未必对我产生最重大的影响，但在我刚刚开始写诗的当口读到她的《反对释义》，的确留下很深的印象。

　　B：诗歌和小说占据了你书架的大部分空间，你喜欢谁的小说？你觉得好诗人若有写小说的冲动，会更容易成为好小说家吗？

　　C：我从小就开始读小说，最早读的是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考虑到那种章回小说里总是嵌着许多诗、词和赋，说那些小说，譬如《西游记》、《水浒》、《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是诗人小说家也许并不错。后来我所喜爱的小说家乔伊斯、纪德、黑塞、普宁、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等等，也都是或曾是诗人。如此我大概可以说，诗人是能够成为好小说家的。然而成为好小说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跟成为好的诗人一样艰难。

　　B：你的书桌都放在房间正中，是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写作吗？好像有很多人非得在逼仄的环境下才能写东西。

　　C：对我来说，好的心境，好天气的上午，安宁然而能感觉到跟人们同在，跟世界同在的环境也许最适合坐下来写诗。刚开始写作的那个阶段，我喜欢在大学的图书阅览室里写诗，也许这使得我现在要把书桌放在房间的正中。其实非写不可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场合都能够写。大学时期寝室到点就被强制熄灯，于是钻进被窝，搪瓷茶杯里插一支蜡烛，我也曾蜷曲身子写了大半夜呢。

　　B：你刚刚结了婚，生活幸福对你的写作来说是鼓励还是阻碍？日常生活对你的诗影响大吗？

　　C：华莱士·史蒂文斯有言：“地球上的最高追求是对幸福的追求。”这话出自诗人之口，写在诗人诗学札记《徐缓篇》的开首部分，可以理解为他把幸福和对幸福的追求视为诗人及其写作的目的。生活幸福，对于我，也是写作的动力和目的，绝不会成为对写作的阻碍。我的生活幸福的定义里，包含着诗歌和自由写作的状态。

　　日常生活当然对我的诗歌有非常大的影响。我的诗歌写作正从日常生活而来，甚至，某种程度上，写作是我的一种日常生活。只不过，日常生活及其影响跟我诗歌的关系并非总是直接和反映式的。

　　B:你理想的书房是什么样子？

　　C:我理想的书房的一大指标，是能够安放尽可能多的书;但太多的书籍又会是一颗不堪的金肿瘤，所以，我也想象过自己的书房里只放着一个书架，排放着精心挑选的最有必要的 500 册书……当然，理想的书房还有别的指标，譬如它能看见大海，要么它处在一个美妙绝仑的园林之中。但人要现实点儿，人要知足，那么现在这个“见山书斋”，就几乎是我理想的书房了。它应该能让我在其中安心地读书，安心地写作;并且当我不在那里的时候，也因为它的存在而能安心地读书，安心地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