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扇子是文人雅客随身必备的物品，可称得上是古代的“时尚饰物”;在影视剧中，它是替君王行使王权的尚方宝剑;在文学作品中，它又化身男女缔结情意的信物。时至今日，你依然能够看到它是不少名人手中的“道具”。吴清源无论上哪里，手中总是少不了一把折扇;聂卫平只要比赛，扇子也是须臾不离左右。

　　说起扇子，就不能不使人联想起扇画，如果追根本溯，我国扇面书画已有上千年的文化积淀了。根据史料记载，我国的扇画艺术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晋书·王羲之传》曾记述：“在蕺山(今浙江绍兴市境内)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以致“人竞买之”。关于画扇，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曾有东汉末年的杨修为曹操画扇、误点成蝇的趣事记载。我们还可以从隋朝仕女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上看到跟随贵妇的侍女们，手中所持的团扇上就有绘画。但这些所书所画的扇，是“六角竹扇”或蒲葵扇、团扇，而不是折扇。在中国扇面艺术的发展中，真正将扇面书画艺术推向极致的，则是折扇画，约始于宋朝时期，这是随着当时制扇技术的成熟而带来的变化。北宋时，中国就开始自制折扇。南宋的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就出现了不少如“扇子巷”的地名和诸多的“扇子铺”，这其中生产的就有折扇，并有了折扇书画艺术。宋时著名画家赵千里，擅画金碧山水，曾为宋高宗皇帝画过折扇，因而元代诗人张雨有《赵千里聚扇上写山次韵题》特抒此事。“聚扇”，即折扇也。明代的陆深在《春风堂随笔》里，记其曾亲眼见到过南宋“杨妹子所写绢扇面，摺痕尚存”。“杨妹子”，乃南宋宁宗杨皇后之妹。“摺痕”两字，透露出此扇也是折扇;“绢扇面”，又告知了折扇是以绢制为面也。此赵千里是否画折扇面的首始者、杨妹子是否写折扇面的第一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其实严格来讲，折扇是“舶来品”，首次在北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由日本传入中国。《宋史》记载这次日本和尚向宋朝廷进献的礼品中，有“金银莳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此“纳桧扇”，即用桧木制的折扇，而“蝙蝠扇”，则是纸面的折扇。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出使高丽国的使者带回的礼品中也有折扇，《宋史》上记录：“高丽叠纸为扇，铜兽靥环，加以银饰，亦有画人物者”，可知“折扇”是北宋时期从日本和今天的朝鲜之境传来的。

　　宋之后，折扇的扇面书画艺术呈现出一派纷繁旺盛的发展势头。但真正集书法、绘画于一扇，则始于明代，这是因为自从折扇这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后，画扇蔚然成风，尤为文人墨客、名流雅士所喜爱。明清两代书画家巧运匠心，精心布局，或书或画，集欣赏与实用为一体，逐步形成了扇面画独立的审美体系，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品种而广泛普及并流传下来。例如明代书画“四大家”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无一不是扇面书画艺术品的名将，连江南女才子董小婉，也是扇面书画的高手。这种艺术到了清代，更是登峰造极，“清初六家”“金陵八大家”“扬州八怪”“海上三任”等等，无不在这一艺术领域纷争夺冠，甚至连佛界也出现了这种艺术领域的一流艺术大家，艺坛称其为“四僧”，即渐江僧弘仁、八大山人朱耷、苦瓜和尚石涛、髡残石谿。而现当代画家如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等等也皆有扇画精品传世。同时，很多扇子故事、传说和趣闻轶事，如《苏东坡画扇结案》《桃花扇》《康熙题扇》《晴雯撕扇》等，也显示出扇子已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而今，坐在空调房中的现代人，早已渐渐淡化了扇子的功用，同时遗弃的，还有扇子的风雅。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遗弃，扇子才成为人们追忆风雅的记忆符号，尤其是经丹青高手描绘、有书法名家墨迹的书画折扇，更成了学者和藏家关注的对象。

　　之所以说扇画被学者和藏家关注，是因为在扇面上写书作画，由于尺幅不大，且形制固定，具有相当的创作难度。尤其是折扇，由于扇面上宽下窄，成半圆环状的扇形，容易造成形象的倾斜和总体画面的不平衡。画家在这种特定的空间范围中作画，不仅在行笔之前要精心构思、巧妙布局、成竹在胸，而且在落笔时也要简洁明快、流畅多变、笔随意转，不能稍有迟疑，即使差之毫厘，都可能导致整幅作品的不协调。扇形给人以视觉上的延伸感，画面的疏密有致、艺术内涵的丰富多彩，无疑都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山水画，往往咫尺千里，小中见大，更要用心布局，在平直与弧曲中求得平衡。另一方面，相比固定的卷轴而言，扇形的空间与方形的画面比较显得更加灵动自然，生动而别致，越发能显示出艺术家高超的创作水平。事实上，有很多大画家能画大尺寸的画，却一辈子也没画出过扇画。这在无形之中，也凸显了扇画本身的艺术价值。

　　也许，作为实用之物的扇子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作为以“咫尺千里，小中见大”为艺术形式的扇画艺术，早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继续散发着它独特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