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古史研究界，长久以来有一个被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就是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它开创性的学术智慧令多少代人称奇不已。

　　1932年1月，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手写影印,只有考释而无图版。1934年,又加入器物和铭文照片，编辑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次年又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三套书均在日本出版。

　　《大系》博大精深，学术贡献多样，最重要的是在器物断代上，最早将西方的考古类型学原理运用于青铜器研究，并提出了“标准器系联法”，从而成就了一部划时代的学术著作，其理论和方法至今仍可视为人文学科断代治学的圭皋。

　　书中的青铜器“标准器系联法”要义如此：

　　对于历代相传与近今出土的铜器铭文作了系统的整理，在数千件有铭文铜器中，(1)先选定青铜器铭文中已有年代纪录的器物，作为周代各时期的标准器，形成年代座标;(2)再以铭文里人名事迹，联成线索;(3)将金文文辞体裁、文字风格、花纹形制相近的青铜器先后串联;(4)以上三项互相参证，形成一组组年代先后有为序的器组，并形成西周、东周青铜器的总体年代序列。

　　“这些是很可靠的尺度，我们是可以安心利用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字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器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花纹，这些东西差不多十年一小变，三十年一大变的。”(郭沫若《青铜时代》)在此思路下，中国青铜器发展被分为滥觞期、勃古期、开放期、新式期四期。书中录编和考释的器物则尽可能分期和分域，这使周代青铜器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

　　《大系》思想方法前无古人，成果超越时代，轰动学界。它摆脱了过去局限于文字诠释和器物鉴别的繁琐考证，提纲挈领，用“标准器系联法”将相关器物分别年代和国别，将年代纷乱的传世青铜器，第一次梳理为完整的体系。它可称为两周青铜器研究的一把标尺，人们确定两周铜器的年代、考释铭文、释解文字等都要检索使用它。此后，研究“大系”以外的周代青铜器，只要将其器形形制、花纹式样和文字字体，文辞体裁与《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已知的标准器相比较，凡是相近似的，年代便大致确定。

　　《两周金文辞大系》结束了当时研究界对一器一物单打独斗的学术困境，建立了周代青铜器发展的框架。郭沫若说：“周代的彝器，我自信是找到了它的历史的串绳了。”如此，八百年周代铜器条列于年代和国别之下，《两周金文辞大系》同时也成为各类周代历史学研究的年代基石。

　　《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已近八十年，现在看来，当然可以挑出《两周金文辞大系》中一些具体毛病不足。但此书总体的学术成就，尤其是标准器方法论的意义一直是后人的分期断代学术典范和榜样。“总结来说,由郭老开创的这一崭新的标准器断代法,打破了过去一千多年研究青铜器的传统模式和研究方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验证,越来越证明了其科学性和严谨性,已经是这一领域的基本治学规范和操作方法。” (刘正《重评<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南方文物》2009年04期 )

　　中国古代家具断代的研究的状态，让我们对《两周金文辞大系》中的方法倍感亲切，并试图学以致用，有所突破。

　　明式家具中尽管缺少有纪年器物，但它同一切古代遗物一样，潜在着古今之变和循序渐进的规律。“标准器系联法”和类型学原理认为，器物形制和花纹样式，被器物发展规律制约，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从明嘉靖、万历朝到清康熙朝、雍正朝及乾隆初期，如果我们承认，在这一百九十余年中，制作的明式家具当然是有前后之分，其器物存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器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花纹”的规律，只要我们科学地运用文化史断代中，不可或缺的“考古类型学”的原理、治学规范和操作方法，在资料相对充分的前提下，就能够逐渐地接近古典家具断代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