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发展在中唐以后渐渐形成一种“文仁意识”，或者叫做“文人气”、“士气”、“士夫气”。文人意识虽然与文人集团有关，但它并不指特定的身份，也不光是艺术中所体现出的书卷气以及崇尚文静的艺术品位。文人意识也非强调文人所好，或者体现出文人生活的方式，如文房四宝之类，而是一种情趣，一种格调，一种优雅的情怀，一种远俗的韵致。文人气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在中国艺术乃至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追求文人气的思潮中，中国艺术在晚近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人艺术。

　　文人艺术的兴起在我看来有点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文人艺术的兴起始于中唐，成于两宋，至元明而大成清初时渐次销歇。文人艺术开始由苏东坡及其文人集团所倡，强调突破外在形式，突破技术化，突破将艺术作为到的教科书的比德说，突破将艺术作为外在世界描摹的技巧观，重视人的内在灵觉，指向人的智慧指向人活泼泼的生命体验。强调天工，反对技术化的道路。这给中国艺术带来根本性变化。

　　文人意识是在道禅哲学流布下产生的，它最早在书法中显现出来，在绘画中形成最为丰富的理论，并影响到园林、建筑甚至盆景的制作之中。如我们今天讨论文人园林，然而元代之前园林的文人特性并不明显。像宋徽宗的艮岳，与明代末期张南垣等平冈小坡式的萧散园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篆刻自先秦时期就有了，但基本是印信式的，到了明代中期以后篆刻渐渐发展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文人印大兴。明代中期以后，文人艺术成为一种风潮，几乎影响了所有艺术种类。以明式家具为代表的文人家具如篆刻、园林等一样，正是在这个时期培植起来的，并衣被后代，成为中国家具艺术的最高典范。

　　从明代中期发展而来的雍正朝大体销歇的文人家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明式家具之所以具有难以穷尽的审美品格，最重要的原因，如周默先生在《雍正家具十三年》中反复指出的，它重视一种精神性因素。沈春泽在《长物志》序言中所说的“于此观韵”，一个“韵”字，可以说是明式家具的核心。像明代中后期陆续出现的曹明仲的《格古有论》、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考槃余事》和《游具雅编》、谷应泰的《博古要览》、李渔的《闲情偶寄》、戈汕的《蝶几图》、高濂《遵生八笺》、王圻和王思义的《三才图会》等等，这些品味家具的作品，无一例外，都重视这个“韵”——所谓家具的精神性因素，而不是只重视家具的形制。

　　丹青难写是精神，家具也是如此。文人家具不在形，而在神。这个神，当然不是有人所说的“精神享受”，而是有更深的内涵、它不是某种思想概念，而是独特的精神境界的呈现。王世襄先生所说的明式家具简炼、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秾华、文绮、妍秀劲、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的十六品，就像明代徐上瀛《溪山琴况》论音乐的二十四况(空、虚、寂、静、远、幽、淡、枯、古、孤、清等)一样，所表现的就是境界，十六品，就是明式家具的十六种境界。像《长物志》所说的：“安设的所，方如图画。云林清閟，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

　　文人家具的陈设，不仅满足于人们的实用之需，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人作花伴、清芬满床的情韵。像归有光描绘的：“借书满架，俯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斑，风影移动，姗姗可爱。”这样的陈设使人脱略尘氛，有高翥远飞之志。

　　由于文人家具对境界的重视，它在家居一行中树立了独特的“物”的观念，建立了一种新的“物意识”。文人家具，强调对物的超越。再好的家具，也是一个物，一个供我使用的物品，它是外在与我的家什，一个用具而已。明式家具之所以超越前伦，不光在其卓越的技巧，更在于作者有一种寄情于物的思致，有一种赏玩其间的情怀。他们所理解的“物”(家具)，不仅是供我品玩的对象，不仅是供我消费的产品，不仅是具有一定体量的形势，而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人与家具、家具所依托的独特空间形成一个生命的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中与于香芬丽质相优游。明式家具展示出艺术与生活的一体化，但不是时人由西方理论来阐释的“生活的审美化”，而是生活的一体化。

　　董其昌曾说：“看画如看美人，其风神骨相，有在肌体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级传染，次级事实，殊非鉴赏之法也。米元章谓好事家与鉴赏家自是两等。家多资力，贪名好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此谓好事。若鉴赏则天资高明，多阅传录，或能自画，或深画意，每得一图终日宝玩，如对古人，虽声色之奉，不能夺也。”

　　“好事家”与“鉴赏家”的区别，其实是对物态度的区别。前者拘泥于物，是一种带有欲望的握有。而后者是一种超然于物，以精神的赏玩取代物质的占有。文徵明《真赏斋铭》说：“岂曰滞物，寓意施斯。乃中有得，弗以物移。植志弗移，寄情高朗。弗滞弗移，是曰真赏。”他提倡的真赏观，既不取物的态度，也不取审美的欣赏，而强调灵魂与之优游的过程。不是外在的“赏”，而是生命真性的归复。他所强调的是人与世界共成一天的境界。东坡说：“留连一物，吾过矣”。他要在落花如雨中，与世界相优游。

　　明代家具将中国艺术中“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传统发挥到一个新的境界。文震亨《长物志》就在说一种“身无长物”的道理，家具为物，无物则无存，然不留意于物，而是寓意于一几一榻之间，得性灵之超脱。不是对物的“留恋”，而是心的“流连”。

　　正因文人家具超越具体存在的“形”，超越作为人相对的“象”，也超越实用性因素的“物”，文人家具要建立一个与人的生命相优游的世界，所以在形式技巧上就有特别的追求。

　　“大将不斫”，这是文人家具的一条根本原则。家具是一种“匠作”，家具的完成需要靠“手艺”，家具是一种技巧性的工作，但文人家具最强调这种“作气”，要“天工开物”，体现出天趣。家具制作这种“人工”活，要掩盖人工的痕迹，宛如天开，做的就像没有做过一样。像《长物志》所说的“位置有定”、“巧而自然”,而不能“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文人家具最讲古朴简约，其实正是根源这种追求天趣的精神。

　　文人家具追求古朴、古雅、奇古、古质等。这里所说的“古”，不是对古制的回复，而是远俗，古与今，以俗相对。古朴等追求以远俗为标点。但远俗又不离俗，重雅又不自高，明式家具在雅与俗、文人与市井、清高与浅近中不是取中和得态度，而是即生活即现实，不是对俗的低头，而是对雅俗的超越。文人家具一如文人画，也是以逸神妙能四品立高下。逸格最高，而重视工巧的能格则最低。文人家具是简远、天然、平淡、雅逸的。平淡中有幽深，简约中有繁复，色泽幽淡则绚烂俱足，所谓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在画则为“绘事后素”，在易则为“白贲无咎”，在家具则为“淡然无极”。正如沈春泽序《长物志》所云：“游戏点缀中一往删繁去奢之意存焉。”文人家具虽罗室内之观，却存岩阿之志，山林之想，于陈设的萧散历落中即可得见。初视若散缓，细玩之则山高水长，于人有九曲回肠之妙。文人家具可以说是静心之物，是为人心作安顿之所。一个“静”字最是突出。文徵明弟子周天球于紫檀文椅上曾刻有句云：“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文人家具是沉静的，无喧无闹，如大海息波，长河月落。正所谓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于无声中有宇宙无上音乐。像沈周所说的“只从个里观生灭”，在静中观个端倪，观出天地自长，宇宙自宽，生命自永。

　　朱良志

　　二零一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