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之初，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举办的“新水墨：当代中国的过去作为现在”展览一经开幕，照例在国内激起广泛的热议。此展览以“水墨”为题，正赶上国内“水墨热”方兴未艾，等于在热锅之下又加了一把柴火。但事实上，本次展览又是以典型的西方视角，着眼于呈现与西方主流当代艺术迥异的中国当代艺术，势必与国内对“当代艺术”与“水墨艺术”的界定有着不小的差异。这也引起了国内超出水墨界之外更大范围的讨论：“将目光转向水墨?”“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在水墨?”“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仍然在西方?”等等一系列吸人眼球的问题已经超出展览本身，刺激着人们的思考与倾诉欲。

　　估计应该有不少艺术家已经在开始思考自己下一步工作的方向，以求“政治正确”，这才是中国艺术家流淌在血液里的生存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投机性的文化观与艺术观，使得我们直到今天，依然无法面对真正的问题。

　　事实上，艺术从属于文化。在由这次展览引发的讨论中，“水墨”只是一个借题，更为重要的是水墨背后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比如：如何完整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带有中国性的当代艺术的可能性与价值标准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所涉及的深度与广度，都不是本文所能展开和讨论的，但这些问题从本质上来看，都绕不开中国近百年来一个从未真正解决的文化上的核心命题：即在西方化的冲击下，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调整、转化，以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

　　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下，每一种文化都曾经历过“传统”与“现代”相互激荡的历史阶段，由于文化性格的不同，这种转化的过程与结局也不尽相同。换句话说，“现代化”有其在不同文化环境之下的特殊性，并不以“西方化”作为必然的归依。随着西方文明全方位的进入以及传统文化不断地溃退，让我们在今天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文化虽然在不断的变化中，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在尽弃文化传统的前提下重新从零开始。没有文化传统之根的求新求变，其结果必然是无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悲剧，对此中国人想必深有同感。由此类推，很明显中国的当代艺术未来也并不必然等于西方当代艺术的中国版本。其实这也正是本次纽约大都会水墨展览带给我们的启发之一。

　　但必须强调的是，对传统的强调绝不仅仅是又一次呼唤“传统的复活”。不夸张的说，中国文化已经不可能保持其本来面目，西方的价值观与观念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不承认这一点，一味“求古”，只能是痴人说梦。因此如果我们想在今天重新出发，必然要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真实、完整了解的基础之上。而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紧迫却从未认真进行过的工作。如果中国的艺术家还是像以往那样将自己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西方的文化理论迫不及待的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或是将之作为自己创作的出发点，甚至作为赚取利益与名声的工具，那么得到的必定仍然是浅薄而短暂的一时效果而已。

　　从希克到奥利瓦再到今天的何慕文(大都会水墨展览策展人)，从威尼斯到卡塞尔再到纽约，我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两次轰动性事件上，无限放大，将希望寄托在一两位“国际人士”身上，盼望“他们”能将认可与赞美带给我们。仿佛得到“他们”的首肯，我们就在一夜之间完成了百年来未能完成的蜕变。这是否是可能的?如不可能，我们需要在喧闹的当下，“退”回到孤独之中，进行怎样寂寞而漫长的努力?……

　　我们本期所关注的艺术家，正是在自身的观念与艺术创作中，超越了对中西方文化简单的二元对立，也并非从艺术媒介、形式上进行简单的“中西融合”，而是在精神层面上重拾传统文化的魂魄，在文化层面上深刻思考中西方之间文化上的交流与转换。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在更为广泛的艺术视野中重新认识传统，理解传统，“激活”传统，并通过个人化的艺术语言，开拓出新的既具有东方美学根基，又具备当代特征的艺术面貌。

　　这些艺术家因为创作上的实验性与前瞻性，使得他们的作品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不容易被理解，甚至被看做不伦不类，但这实际上正显示了他们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看方式与艺术观念的超越。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具有了在传统的文化土壤上生发出新的中国当代艺术形态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类的艺术家，除了艺术本体之外，我们还应该从助力传统文化转型的层面出发，重新审视这些艺术家的艺术思想与创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清楚地理解，这类艺术家在建构具有本土化价值标准与美学理想的当代艺术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与所面对的问题，并对他们在今天所取得的文化成果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