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通过微信或电话预约，由一个艺术家派来的黑车司机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搭载着不明不白地去往火葬场，返回的路上，观众还会收到一条微信“基于别人对该作品的完整观看权力，还请对该行程保密，非常感谢您的配合，祝长命百岁，叩谢!胡尹萍”，这是祝愿，也是潜在的威胁。下车时还要掏30块路费。如果乘客换做是你，你会如何?

　　你会愤怒吗?

　　这是艺术家胡尹萍参加“自助餐”艺术家工作室开放计划实施的项目《VIP》。“不知道去哪里”，我想大部分体验者都会有这种感受，除去那些对艺术的各种意外都见怪不怪的人，比如何云昌一上车就一声不吭，他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家，明白胡尹萍的项目内容。起初体验了胡尹萍的项目《VIP》后，我曾担心有人会报警，但从整个实施过程来看，体验者要比我们想象的更能容忍。

　　她的项目说明很简单：“胆小者慎入，心脏不佳者慎入，神秘事物崇拜者慎入，请自备零钞”，在项目预告海报里，胡尹萍就用红色大字赫然写着“VIP”三个字母，如此醒目而且热烈的请柬式的海报加上上述说明，既诱人探究，却也令人心生畏惧。

　　在《VIP》中，胡尹萍为体验者设计了一条关于生命、信任、恐惧与死亡话题的观光路线(起初，这个项目的名字就为“观光团”)，在这条路线上，可以体验到整个中国的现实走廊——从中国电影博物馆开始，一切就像是剧情般展开：黑桥和环铁逼仄的小路，尘土飞扬的城乡结合部公路，苍蝇飞舞的菜市场，郁郁葱葱的高端社区，高架桥下的堵塞车辆，建筑工地，拆迁工地，花圈店一条街，直到最后一个可以临时停车的地方，只有下车进门打量一番的人，才会发现：原来是火葬场。

　　这是胡尹萍《VIP》的主体部分，她和两位黑车司机谈好价钱，负责这为期一个月的体验项目接送任务，体验结束时，观众得付车费给黑车司机，当然也可以不付。当体验者预约后，胡尹萍就会把司机的联系方式发给体验者，司机会如约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门前接上体验者，沿着上文所说的路线行驶。起初，部分体验者们会觉得这是去往艺术家工作室的方向，所以工作室是他们预设的目的地，他们会跟黑车司机聊天，保持热情和礼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行驶路线的诡异莫测，体验者就会心生狐疑，并对黑车司机身份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强化，那么他们就会建立一种紧张的微对峙关系。甚至有人根本不愿意上车，而是开自己的车尾随，并半路退出体验活动，但仅限于极少的一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体验的观众和黑车司机始终是那个车厢逼仄空间里的一对能量不断挪移的不稳定关系，而艺术家是不在场的，她只负责设计路线和项目执行方案。由于观众最终会自己掏钱给黑车司机，这也就意味着是自己送自己去的火葬场，这个尴尬的逻辑到体验结束后，体验者才会琢磨明白。

　　为了安全起见，艺术家在体验车里放置了录音笔，以便对于可能的意外做出记录，但这种记录的约束力还是有限，不过从另外一方面可以获得司机和乘客的交流录音。

　　所有这些项目得以继续，除了温和的表象之外，还基于观众还依然相信作为项目实施者的胡尹萍应该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同时也试图带着好奇心看个究竟，或许观众早就预料到刺激性的体验会发生，但得亲自到达那个刺激性的现场，方才会确认这种体验带给自己的心理反馈与震荡。那么这就意味着，作为被刺激的观众同时是这种绑架体制的塑造者和共谋。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这种绑架，并承担了合作者的任务，观众就是这个游戏的A角。这或许是胡尹萍这个体验项目的核心意义所在。

　　而“去往火葬场”这一行为似乎显得并不重要，尽管艺术家将每一个体验者都上升到“VIP”的高度(我不排除这个名称也是一种身份上的绑架)，虽然它关乎到人们对于生死的思考和体察，但在这个项目中，更多是一个情绪的触发装置(有一位体验者，同时也是胡尹萍的朋友，就因为自己还未从亲人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所以，再次面临那个场景时，出离愤怒，声称要与她绝交)。当然，你也可以自问一生去过几次火葬场，不是送别亲人和朋友，而是自己将自己送往火葬场。艺术家也试图给予体验者这样一个思考的空间。这也可以被看作是观众唯一可以不断回想和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时也是一种平息情绪高涨的出口。这是一场生死自助，却又不得自由。

　　但在思考各种问题之前，人们首先需要向自己提一个问题：我会再一次面临这种绑架而不合作吗?绑架体制的生成与我有关吗?有了这样的疑问之后，再来看看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绑架，我们是否还能置身事外。好奇心是否会构成一种针对于我们行动的一种规训，并进一步导致绑架的合法化?胡尹萍触碰的就是这些看似日常，却又很政治性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