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和一位同道好友去京郊山区同游，聊起山水写生的话题，他谈到自己求学之初，在别人引见下先后去拜访中央美术学院的两名山水教授，请教写生山水之真义。结果两教授所说大相径庭。有云写生乃创作之源，必由之路；有云艺术高于生活，自有其独立的语言形式，写生虽多无益。一时间好友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不知该听哪一方的好，盖因其二教授均系画坛如日中天的成就者，听其论又都言之有理。

　　上文所讲的事例也并非个别现象，尤其是发生在学术权威前沿阵地的中央美院，还是很具有代表性。

　　关于山水写生，长久以来一直有个问题挥之不去，那就是对于古人写生的困惑，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因为时至今日，有关写生是否对于创作有其不可凌越的绝对指导意义颇多争议，以及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写生与创作理念，这些无不和此问题的不甚明了有关。虽然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可染先生通过写生之路探索山水画的新发展，成功走出一条创新之路后，写生山水作为学习山水画的一种训练方式已经成为各大专业美术院校所遵循的教学模式，但这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

　　其实，这个问题有趣在于：如果说古人也象今日美术类院校的学生们外出写生的话，为何我们见不到一张古代流传下来的的写生作品和草图呢，所谓“死无对证”，这在极富收藏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说古人不出门写生，“闭门造车”的话，为何我们又能在古人的作品中（尤其是宋代的经典作品）看到大量结构精准，造型极其繁复的树石呢，他们的参考资料在哪里，仅仅是靠“目识心记”超强的记忆能力吗？想想神乎其技！

　　年初，借着撰写毕业论文，查阅资料之暇，翻阅了大量古代的经典画论，不经意竟有了许多曾经忽略的发现。

　　五代荆浩曾描述自己隐居太行山洪谷，自耕自食，与世无争，逍遥自在。

　　“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数亩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镇山四望，回迹入大岩扉，苔径露水，怪石祥烟，疾进其处，皆古松也。中独围大者，皮老苍藓，翔鳞乘空，蟠虬之势，欲附云汉。成林者，爽气重荣；不能者，抱节自屈。或回根出土，或偃截巨流，挂岸盘溪，披苔裂石。因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见《笔法记》）

　　元代黄公望也描述自己：

　　“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生发之意。”（见《写山水诀》）

　　明代画家王履（《华山图》的作者）也说：“以纸笔相随，遇胜则貌”。从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可知，古人无疑也是有写生实践的，而且是现场写生。但我们无从知晓其写生的一种目的，仅仅是收集素材资料，还是对景创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古人创作方式的种种设想。

　　唐朱景玄所著《唐朝名画录》载曰：

　　“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驷，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后宣令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思训将军，山水擅名，帝亦宣于大同殿图，累月方毕。明皇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

　　吴道子提到的“粉本”应是类似写生草图一类的东西，这可以作为古人写生自然的一个凭据，可惜今天我们见不到古人的这种山水“粉本”，流传下来的也就是一些壁画人物类的草稿，象《八十七神仙卷》以及敦煌藏经洞流出的线描稿本等等。总之我们依然不能一窥古人写生山水的真实面目，这始终是个遗憾。

　　此外，古人所作山水创作作品，大多有真实的山川地貌作为参照，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梅清、石涛的《黄山图册》，王蒙的《青卞隐居图》，王履的《华山图》，即便是提倡“复古”精神的赵孟頫，所作《鹊华秋色图》，就是他亲身游历，观察了济南附近的两座山而画的，据《山东通志》载：鹊山在济南城北大约二十里，华不注山在城北约十五里。他自叙道：

　　“余通守齐州，罢官来归，为公谨说齐之山川，独华不注最知名，见于左氏，而其状又峻峭特立，有足奇者，乃为作此图，其东侧鹊山也。余命曰鹊华秋色云。”

　　清代的张庚见此图后写道：“余客历下一两载，两山皆曾游历，故知之。”说明张庚对照原景，认为赵孟頫画的还是可信的。

　　其实我们很难从古人的很多山水作品中找到其生活的真实原型，更多的是一种印象或心中臆造的图式，尤其是在元以后，封建文人士大夫阶层成为艺术活动的主体，偏重笔墨情趣而鄙视造型的审美倾向使得山水画渐次走入公式化误区。不可否认的是，以文人画为载体的山水艺术达到了其笔墨意境程式表现近乎完美的高度，成为山水画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环，但中国山水画写生传统影响的日渐衰微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整体的情形而言，元明以后中国画的内容与形式都陷入了陈腐的因袭之风。从表现内容上看，文人画家不再关注大自然带给他们的真切与鲜活的感受，更多转向书斋内的笔墨“游戏”，追求内在精神的完满和超越，通过大量仿古之作感受前人气息，以模仿古人为能事，主流山水画渐渐走人拟古临摹之怪圈，“师造化”成了一句口号。

　　我的浅见，提倡写生也好，追求形式语言也罢，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极端化，无非是倾向不同。一味的写生去感知自然，而不注重对于视觉审美及形式语言的研究和探索，还是没有动人的艺术感染力；同样，仅仅迷恋形式美的构成，不通过在自然中写生补充、丰富内容、创造新的风格语言，最终也会使其创造力缺失。

这样看来，两个教授说的都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