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碧山计划开幕式上，欧宁宣读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计划在碧山村创建的‘碧山共同体’，起自对农业传统的忧虑和对过度城市化的批判立场。它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离城返乡，回归历史，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践行互助(M utual A id)精神，减低在城市中盛行的对公共服务的依赖，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的构思。鉴于今日农村社会的迫人现实，我们决定把这一构思付之实践。”

　　此后，除了20 12年的碧山丰年庆外，艺术圈内很难再听到关于“碧山”的故事。3年过去，微博上一场关于碧山是谁的共同体的论战，把“碧山计划”又重新拉回公众视野。7月12日，南都记者来到欧宁在碧山村的家中———一座精心修缮过的徽派古建筑。

　　“其实周韵批评的那些事情，我很早就意识到，但是意识到跟你能做到真的差很远。与民同乐、真正跟农民在一起，连梁漱溟那样的大牛都做不到，更何况我。”3年多的乡村实践，欧宁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南都：碧山计划因何而生?

　　欧宁：最初的想法由我提出。2007年我忙完大声展后，就想找一个地方做乡村建设。我跑过四川、云南的农村，到了皖南之后非常喜欢。因为左靖的老家在这边，我约上他，当时是请他当向导。2010年，我们决定开始启动碧山计划。但小光他们的猪栏酒吧毕竟是做生意的，比较谨慎，没有参与。

　　南都：碧山计划和碧山共同体又分别指什么?

　　欧宁：计划就是project，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工作，持久地、长期地做一些跟村庄发生关系的事情。我搬来这里住的目的也在此。共同体应该叫做公社，英文是B ishanC om m une。这个词虽有点大，但他主要是指共同生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比较理想化。

　　南都：那它是一个N G O吗?

　　欧宁：不是。我们不依附政权，对商业公司比较谨慎，也不走N G O的路线。

　　南都：周韵质疑，这到底是谁的共同体。你怎么看?

　　欧宁：我希望属于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但现实是，它既不是我的共同体，也不是村民的。所以我们影响不了农村的发展，我们的声音很微弱。村委的人只是希望从我们这里捞点钱。

　　南都：你们最初的设想是现在这样吗?

　　欧宁：不是的，我想的东西跟我可以做的东西差很远，乡村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部分都很难实现。2012年政府取消了碧山丰年庆，也没有说到底能不能做，所以过去一年半我们没做什么。之后我也没有运作大的事情，因为不知道政府态度怎样。

　　南都：从2012年到现在你做了什么?

　　欧宁：从2013起我帮隔壁南屏村的一个村官张昱，在碧山做有机农业种植试验。她最早是在淘宝开店叫做村官菜园，就是在黟县地区收集一些农产品，在淘宝上卖。我给她的支持主要是理论方面，比如说我带她去北京参观石嫣的“分享收获”社区，然后让她去参加上海召开的全国C SA大会，然后有时候给她一些文章，帮她除过草。

　　南都：村民知道碧山计划吗?

　　欧宁：这个村子有2900多人，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就算跟我们来往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大道理我不跟他们讲的。在农村，解释没有用，你要做出来，碧山书局一开出来，他们都明白了。不然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其实周韵批评的那些事情，我很早就意识到，但是意识到跟你能做到真的差很大的距离。要真正做到与民同乐，跟农民真的在一起，连梁漱溟那样的大牛都做不到，更何况我。

　　南都：周韵的批评主要指向你的精英主义倾向。

　　欧宁：我承认我是一个精英思想很严重的人。但是，其实我做了很大的努力，因为我选择来农村生活，我在努力去融入农村社会。我搬来这里就意味着我不是一年来几次，搬来这里跟村民的交往就变成一种生活交往，而不是一种工作交往。

　　我每天要搬东西，就要找人帮忙，帮忙就要请他们吃饭。有时候要找人帮我打一个火桶，有时家里没有盐就要去隔壁借一下。这种就是很自然的生活交往，跟以前为了做调研敲人家的门差别很大。

　　南都：与3年前相比，你的态度似乎悲观了不少?

　　欧宁：农民现在很重视经济，你要搔到他们的痒，就要搞点钱出来。有时候我觉得很累，因为对碧山的报道很多，还有人拍我的纪录片，这些报道推着我，不得不去扮演一种角色。所以我想干脆就自己玩得了，加了很多乌托邦的想法。

　　我的思想一直在变化，有时候心情很黯淡，因为你真的要做跟农民发生关系的事情，真的很难，不仅在实际操作上难，还要遭受非议，真的很烦。你被迫要扮演社会的良心，你不能骂农民，不能指出农民的缺点，因为很多人把农民神化了。

　　乡村的复杂程度超出民国时期

　　南都：一提到乡建，大家总会联想到梁漱溟、晏阳初这些先行者。你们走的是同样的路子吗?

　　欧宁：民国时期的乡建跟现在的条件相差很大，比如说梁漱溟，他在河南时，因为冯玉祥对乡村建设感兴趣，就让他在河南建立一个乡村研究院。军阀韩复榘也支持他，就给他一个邹平县去做实验，甚至行政制式都可以由他改变。

　　我们最早做碧山计划的时候，引用最多的就是民国时候的资源，现在被别人拿来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不是乡建，说你跟民国时候的不一样。但是，你仔细看，梁漱溟和晏阳初那个时代遇到的难题跟我们很相似。其中一条就是跟农民的融合问题。晏阳初在定县的时候，定县的人并不喜欢他做的事情。晏阳初曾经给定县的棉农提供贷款，因为这个影响了定县200多家钱庄的生意，那些钱庄的人联合起来想要把晏的平教会赶出去。

　　梁漱溟在《我们的两大难处》里也说到，我们知识分子想动，可是农村不动。他在邹平的实验，当时别人也批评，知识分子和农民根本融不到一起。他也很痛苦，因为他发现知识分子和农民确实存在有一种很大的差异，农民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梁漱溟的原则跟我是一样的，不依附政权，他希望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改良农村，但当他说不依附政权时，其实就有问题了，因为他是在军阀的扶持下搞的。

　　南都：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吗?

　　欧宁：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学术工具，对理解农村问题更有利。另外，中国的农村问题，要放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去审视。很多人把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列为道统，包括我们自己也犯了这种理想化的错误，但其实他们是失败的。而且思想认识的复杂程度，也很不一样了，他们以前说的一些东西不一定适用于现在。

　　南都：知识分子主导的乡建经常被诟病的地方是不接地气。

　　欧宁：这个时候探讨乡建工作的创新很有必要。但是，中国的空间真的非常有限。就我们看台湾的经验，台湾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他不是找农民，而是找农民组织，因为农民组织是扎根在乡土社会里面，对这个社会很熟悉。跟这个组织搭上线事半功倍。

　　在碧山，有一个老年协会帮了很大忙。他们是原来就有的组织，都是退休的老人，村里面的广场舞是他们搞起来的。这些老年人能力很强，有点接近乡绅了。

　　艺术家怎么介入社区营造

　　南都：3年多的实践，你觉得艺术家是否有能力去做乡建?

　　欧宁：我们努力过，但真的很难。比如说我们要在农民里试着做一个构思决策的实验，当地政府会不会允许呢?我会很担心。我不能没有经过他们同意我就去搞，因为我现在毕竟整个家都在这里，搞不好他把你赶走了。

　　南都：你反对商业化吗?

　　欧宁：前两年我比较警惕商业，但是我发现没有商业，老百姓根本不认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事。你做了很多事情让碧山出名，这些他们都看不见，因为他们接触的媒体资源很有限。但你开了一个碧山书局，还是盈利的，他们就觉得真厉害。

　　我一直在思考应该发展一种对环境友善、对农村友善的良性商业。而这种商业，村民也可以成为商业的主体。但要做商业的话，我们的资金就很成问题了，我们不靠政府，也没有大规模的投资商。

　　南都：如果你们取得了政府的信任，可以放开手之后会做什么?

　　欧宁：我们会放手做农业，搭建销售平台卖农产品，比如编个小篮子、做个相册、卖个米什么的，我们可以把包装做得很漂亮、让它们卖得更好。这个我们作为艺术家是有信心的。但现在我们开个碧山书局，都被人骂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