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应《艺术界》编辑之邀，参加了杂志在单向街书店举办的写作工作坊，发言者大多是这本刊物的撰稿人和潜在撰稿人。贸然设想下工作坊的动机颇为有趣：写作往往被认为是非常个人化的实践方式，为何又需要组织作者们彼此交流呢?艺术在今天的文化功能之一不就是通过质疑现代主义过度依赖的学科化和流水线教学化，从而鼓励个体思考系统的发展吗?手头正在翻阅的一本著于1935年的《文化的形态》中作者宣称：“个体文化间的界限必须轮廓分明且互相排斥，一个人有一种文化，或者没有。”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的切身感受与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观念已经大相径庭。在今天我们无疑需要建立学科内和学科之间的交流渠道，更为艰难和细致地推动我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因此，虽在工作坊上做了一些即席发言，但事后回味其他作者的动机和写作姿态，则更贴近此次工作坊的深层意义。

　　苏格拉底说过  “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随后又说:“未经思考的生活不值得去过。”这两句至今鞭策着有各个学科领域的人们，在思想的浩瀚天空翱翔，并且享受思维的乐趣。但让一个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士去郑重其事地分析写作的目的和意图，其实多少有些尴尬。虽然这是每个作者都曾无数次怀疑和自省的话题。

　　用文字试图表述艺术一直就存在悖论的成分。我们常说艺术作品传递出的韵味应该是“语言的尽头,无以言表之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艺术项目的动机、呈现和完整的文化价值如果可以用文本准确阐释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这个项目也就未必需要实际发生了，只需留下一份文本化的方案。在今天或者昨日，我们的精神世界是通过艺术、文学、音乐等多感官领域的创作所综合构建，这些领域在意识维度上如此不同，以致彼此无法替代或相互阐释。更不要说每个写作者会不可避免地带入自身的知识系统，也在一些时候对抗着艺术创作者的系统。

　　但为何我们仍然在写作?

　　对于写作者而言，在动笔前多半是要考虑写作的动机和方法论。按照上述逻辑，艺术评论是多少有些徒劳的努力，那么写作的积极意义在哪里呢?有一次和艺术家蒋志的闲聊心得或许能点化这个问题：“恋人间闹了情绪正在冷战，总需要有一方打开僵局说些什么。”此时言中的文本意义是徒劳的，因为对方并不在乎。但言中的象征和姿态层面的意义使得两人间的关系被进阶建立。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不也正是这种类似的关系吗?无所谓专业还是非专业的观众群体，不都是在竭力地找那扇艺术家预留的小小窗口从而走向作品的“后台”吗?当观众无法自主地讲自我认知系统与作品发生关系，首先寻找的和用来打破这种僵局的必然是图注或标签之类的辅助说明—我们对文本化的学习依赖，已经在血脉和脑海里延续了几千年。

　　虽然比文本更为悠久的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图像经验，但图像经验往往是个人化的，更多在感受层面而并非感知层面的。

　　今天的艺术写作，虽不以补充和完善作品的文化价值为己任，但依然具备着知识再生产的功能和使命。艺术家在自身的局限中构建了艺术作品/项目的内在系统和逻辑。一位撰稿人以感受到的作品为起点，也在自身局限中建立文本化的逻辑。这两者各自的认知局限在写作过程中产生关系，并且形成新的局限或者形成新的知识。虽然我们很难分别这些知识是从艺术作品本身脱胎而来，还是更大程度地依赖了作者的认知系统，艺术作品只是其中一个用于详论的佐证(如同去年朗西埃在UCCA讲座中所使用的论述逻辑)。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今天的知识生产正是在人与人，人与作品之间的相互牵制中不断发展的。

　　前不久参加本刊写作工作坊时也谈到一个在梳理写作动机后随之出现的话题：我们是在为哪些读者写作?有些作者会根据不同的预设读者群体从而选择相应的写作风格和方式，反之也有作者侧重的是和之前文章在逻辑和风格上的延续性。两种方式各自利弊，在此抛砖引玉，稍后赘述。

　　本文原载于《艺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