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一派欣欣向荣，但是画家的好日子，并不等于画廊的好日子。画廊业的凋零在春意盎然的艺术品市场中，愈显凄凉。在今天的中国，画廊这碗饭之所以不容易吃，原因林林总总。艺术圈的大咖名人也相继开了不少药方，奈何沉疴终究无起色。也许回首历史上的画商的黄金时代，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依小弟的陋见，历史上有三个画商的黄金时代：明末清初的江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黎、新世纪的纽约——且看他山之石能否攻玉。

　　明代 杜菫《玩古图》明代的画商常常把艺术品留在藏家家中数周，让藏家把玩鉴赏

　　明末清初的江南画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明末清初的江南，文人雅士云集，文化艺术空前鼎盛，地区的经济发达，水路交通便利，明末的乱世之际，皇室豪门的收藏品流落民间，也为书画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货源，这一切都为艺术品的交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买卖一幅画作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明末清初，甚至更久远的朝代，买卖一幅画作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晚清之前，文人画家视公开出售自己的画为耻辱，时人的书法倒是可以明码标价。在文人画家看来，绘画只是抒发个人情感的艺术，而不是出售的商品。

　　购买时人的文人画，只能通过礼物交换、委托中间人交易、写信索求而后再以送上回礼，等等迂回曲折的方式。交易需要经过繁琐的礼节和耗费大量时间，只有通过画商在中间周旋才能成事。购买古人的作品，只有在大都市南京才有高级的古玩店，杭州和嘉兴都难以寻到出售名作的店铺。

　　彼时的画商也分几种，小画商在考试院、寺院等文人云集的地方，摆一些临时的路边摊点，出售一些仿制的作品或者画坊的工匠之作，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大芬村或者798的行画店。大画商往往拥有自己的“书画船”，他们经营的是珍稀的名家之作，在水路四通八达的江南四处拜访藏家客户，或者把当时的文化名人约到船上品茗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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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 尤求 《品古图》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职业画商之外，还有一些“客串画商”，他们大多是一些尚未有功名的底层文人，粗通笔墨绘事，终日周旋于文人圈中，偶尔有机会也会充当书画买卖的中间人的角色。

　　古代没有博物馆，皇室贵族不用说，多少佳作一入豪门深如海，从此后人只能听传说。就算是民间的大藏家，譬如项元汴之类，他们的收藏品也不会轻易示人。因此，古时的画家想看到一幅名家的真迹并不容易，见到的真迹少，画家就无法临摹，难以进步。藏家也因为见到的真迹少，鉴赏水平难以提升。大画商的存在，大大地缓解了这个尴尬的局面。

　　我们今天可以在不少古画的题跋上看到古人感慨幸好有画商，他们才能得以观摩到名作。譬如巨然《山寺图》的题跋：“此卷在梁溪华氏家，余求之数载，不得一观。今为公甫所有，得展玩竟日。”

　　清代《弘历赏古图》 故宫博物院藏

　　大画商经营的是名作，他们不像旧时的古玩店或者今天的画廊——只能在店里观赏。明末清初的大画商慷慨地把价值千金的名作放在潜在客户家中数日，甚至一个月，让藏家和他的朋友尽情品鉴。这个交易的过程已经不仅仅是商业行为，在书斋、书画船和寺庙中品鉴画商带来的书画，已经成为当时的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明代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于烟波缥缈。”画商实际上担当了一个流动的小型博物馆的角色。

　　当然，大画商也良莠不齐，譬如当时的著名画商王越石，有人赞他“目力超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也有人骂他“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伪百出。”《定窑鼎记》记载：王越石有一位同乡兼亲戚黄石，一次把一幅倪云林的山水画托给王越石代售，开价120两纹银，黄石在送画的时候多了一个心眼，在画作上做了隐秘的暗记。王越石拿到画之后，请人临摹了一幅，然后把摹本还给了黄石。黄石发现之后，双方发生争执，甚至闹到官府，但是终究未能索回原作，黄石不久即郁郁而终。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高居翰和柯律格等人的考证，当时出售的画作赝品非常多，甚至十之六七为伪作。我们在西方艺术品交易的历史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充斥着如此多赝品的市场，这是明末清初的画商的黄金时代一点瑕疵。

　　画商是明清艺术史上浓重的一笔。没有画商从中周旋，购买一幅时人的画作也得费尽心力。在没有飞机也没有动车，没有手机也没有微信的古代，买家要想结识一位当红的文人画家，并且诗文互往、酝酿良久，再送上礼物，等待画家兴致大发的时候作画奉送，那实在是经年累月、苦不堪言的一件事。

　　没有画商施展浑身解数建立的书画交易的网络，无论是新手还是大藏家都难以见到那么多古代的名作真迹，他们不但是商人，更是担任了文化艺术传播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