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在中国是文脉，在西方则是媒介(节选)

　　文/ 陈九

　　十年前，我在和刘国松、陈家泠、尚辉、仇德树等几位艺术家朋友的一次聚会聊天时，我们不约而同的谈起了中国水墨艺术的未来，谈话中大家都有一种忧患意识，但同时又有振兴中国水墨艺术的信心，之后几次，经过更深入的探讨，以及进一步的筹备工作，2005年在朱屺瞻艺术馆挂牌创立了“新水墨艺术基地”，同年春天就有了首届上海新水墨大展。当时比较偏新水墨，就当时来说，水墨象成了边缘的东西，我们想重振水墨艺术的雄风，但是也不能重走老路。就定位叫新水墨。由尚辉专门写了“上海新水墨论“之后逐渐纵向、横向、海外一届届做展览，每次都有一个主题。到2012年，做了一个“水墨时代”作为一个总结。我们是想通过大展，呼唤新水墨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新水墨?新水墨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贾方舟提得比较客观。水墨三分天下：一个是水墨到了徐悲鸿，要写实的，与革命美术相结合，后来成了新美术。到现在为止，美院都是按这条路出来。另一个就是文人画这一脉，振兴新文人画，这一块负担比较重，骨子里还是文脉传承，以笔墨为根本。还有一块已经脱胎换骨，就是所谓的实验水墨，其实实验水墨是偏离了中国文脉，水墨已经成为单纯的媒介。但是还有一块既是文脉又象媒介，企图结合着想顽强地走出一条又和我们时代有关系的艺术，就是新水墨。我们干脆点说，其实就两个系统，一个是西方的核心价值系统，一块是东方的核心价值系统。蔡元培说过一句话，西画是建立在建筑的基础上的，光线、立体、结构，国画是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上的。所以中国的艺术是写意的，线形的，是主观的。到现在为止再怎么样就两大系统。说得再简单点，对于“水墨”来说，西方是把它当成媒介，中国把它当成文脉。

　　媒介乎?文脉乎?

　　十年来，我们总共策划举办了7届大展，吸纳了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和支持我们对水墨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包括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等等，如果要细数的话我这里要开列出很长的一个名单才行，不过我们的历届展览活动都出版图录，近两届的展览我们出版了研讨会的论文集，所有这些都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七届展览中，2010年的《水墨时代》可以说是一次学术上的总结，特别是通过当时举办的研讨会邀请到了参与中国现当代水墨研究和推广的专家学者十余人，共同对中国水墨艺术的历史和当下进行了重要的回归和梳理工作。围绕着这个话题就没有间断过。

　　我想，我们是提供一个展示最新水墨新景观和水墨新话题的交流平台，可以提出新问题，不一定要解决新问题。

　　近年来，“水墨”在海内外的逐渐升温成了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无论圈内圈外都开始对这一以前冷门的艺术形式发生了更多的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需要我们更严肃的去思考“水墨”的学术性。“水墨”要往何处去?其意义如何?为了今年的新水墨艺术大展，带着我的这些想法，我和一些艺术家、学者有过很多次非常有意思的讨论，这些都帮助我们非常精确的确定了今年展览的主题：“水墨经验”。

　　“水墨经验”这一主题，有助于我们超越讨论已有的讨论问题的范畴。通常我们习惯于在艺术和文化的领域中谈论“水墨”，而且将“水墨”固定在东方文化——更进一步来说是“中华文化”的背景下之下来进行某种学术探讨。当然这有其必然性，因为“水墨”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生长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就像许多人说的：水墨是中国文脉。但我并不赞同谈水墨就必然要追溯其文化根源的这种思维方式，因为一种艺术方式在当代应该是目标明确的指向当下的，它是对当代人有意义的，它不是一种让人仅仅遥想古代文明然后自我陶醉的安乐窝。所以，我们2014年的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是一个暂新的学术姿态，通过“水墨经验”的主题，超越文化、历史、地域和环境，打破专业和非专业的界限，把水墨艺术的视角引向生活的现场、社会的现场，这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初衷，所以这个展览里面有在当代很纯粹的研究古代画家的艺术家，也有与古为徒来搞创新的的画家，同时还有民间的地书爱好者;有关注生活于艺术关系的青年设计师，也有回归到水墨领域的作家和诗人……这些元素通过展览的现场，在当下共同让我们的水墨艺术挣脱已有的桎梏，获得了更为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