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乐

　　我的名字叫乐乐，我不是一名艺术家，也无法自诩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充其量我只是有幸认识了一些艺术家，并得以一窥他们平日被大众神秘化的创作过程，也有幸能参与他们一些日常的琐碎生活。

　　郑淼，艺名芬妮，是其中的一位，可以说她在众多当代中国独立艺术家群体中的一个典型，是集大幸与大不幸于一身的标签类画像。芬妮的才华毋庸置疑，在绘画和诗词方面一直努力保持自己独有的风格同时，更是天生有着海妖一般明媚多变的嗓音。她在草场地租着一小间屋子，墙上用她自己喜爱的颜色绘制了地中海一般明媚的图画，她每天干着追寻自己理想，思考人生目标的事情。听起来像童话一样，就差七个小矮人或者一个狼外婆了。

　　她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也就是说，她完全没有去思考自己的作品是否能为自己带来任何收入，她过着几乎跟社会脱节的生活。我在与她交往的时间里，往往恍惚觉得是否她刻意决定抛弃既定社会给予她的光环，那些曾经画廊中长吁短叹的评论，还有那些曾经电视节目上的推杯换盏，还有那些实验音乐的噪点疑虑，看起来离她非常遥远。绘画创作，独立实验音乐，诗词写作，这些单元化的个人艺术行为似乎已经无法表达她心中淤积的思绪。她疯狂地创作，为演出积极准备，锻炼身体，写作歌词。这一切的忙碌，似乎为芬妮的生活又展开了新的画面，一切都又像童话那么美好。而我全程参与了她从无到有的创作过程，那种充盈感和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2014年5月20日，芬妮携乐队演出后，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却因为其心脏病突发，送院即做了支架手术。她像孩子一样惊慌，不是因为手术，而是担心乐队是否会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担心是否自己就此必须退出舞台和创作。脱离危险后，我们去看望她时，她浑身插着各种管儿，轻声说：“啊，我刚才还在想呢，如果我死了，我的作品就变成遗作了(笑)。我都想把遗嘱写好，让好歌手继续演绎我的作品，不能让这些作品没了。”

　　我当时是强忍悲伤笑着安慰了她十五分钟。

　　然后，芬妮旁边床位的一位中年阿姨病友非常郑重地说，你们都是搞艺术的吧，搞演出的有了这个病，可千万不能激动不能亢奋，要平静点，别在歌舞团了，换个工作吧。我们乐队一行五人，只能报以礼貌的微笑。引用最近《离巨星20英尺》纪录片中的话，那就是一旦爱上音乐，跟音乐这行沾上边儿，你就一辈子逃都逃不出来了。芬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抛开了自己所有身体的元素，把生命一丝丝唱进去，再唱出来。

　　听起来，又是一个童话一样的感人事迹，如果放在感动中国或者中国新青年纪录片里面，兴许能赚到一些业外人员的泪水;如果她去参加选秀节目，这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噱头故事;我都可以想象到场内观众双手捂嘴泪眼婆娑，评委不顾妆容拿大量纸巾抹泪后信誓旦旦保证她以后平步青云的画面了。幸运的是芬妮没想过这么干，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下所谓艺术在快速消费的商业化社会经济形态下，是如此的薄弱和不堪一击。我所感到羞愧的是，普罗大众对于她现实的生活状况普遍的评价，是跟那位阿姨一样的。

　　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呢?

　　我们缺乏心胸开阔，慧眼识才的艺术评论家和批评家;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这些人，而是造就这些人背后的哲学和信仰体系。我们缺乏一个开阔而辩证的社会，来正确看到像芬妮这样的独立艺术家们创作背后的意义和情感。而我们的主流媒体并没有为他们做出一个正确的榜样，他们的标签始终是“圈外人”、“弱势群体”、“非正常工作者”、“无职业”。

　　看着芬妮努力活着坚持自己理想的样子，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斥着极大悲哀文化乱象的社会。

　　于是芬妮做了一个支架手术;她唯一的亲人，也就是她的姐姐，给医生塞了红包;出院后她的情况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好转，每天继续心悸心慌早搏气闷，难受得又住院而且在医生嘱咐好像她这种情况必须住进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我作为住的比较近的应急人员，到医院后发现住进去就需要前后一万四千元(连急诊结账带重症监护住院押金)的瞬间支出。

　　经济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芬妮的外地乡镇医保只能报取40%三甲医院的住院费用，而且急诊费用的申报流程也是非常缓慢。截止到我撰文的时候，5月20日她在山东做手术的将近2万元保费尚未批复下来。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在北京努力工作了15年的艺术家，她必须要先垫上所有的费用，然后再走动漫长而艰涩的申请程序，才能拿回来不到一半的费用，而且在所有以后的复查中，只要是门诊就一分钱都拿不回来了。

　　艺术家们在群里沸腾了。一个募捐计划慢慢在三天内策划完成，一群可能从未谋面的人们，在群里细细分工，从会计、创作、统筹、护理、募捐、网文、平面媒体到实体演出团队，三天内一个完整的策划从零到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的热心人士和认识芬妮的艺术家们，都纷纷解囊往她的账号里存钱，整个网页宣传页上，也充满了问候的人群。这一切顺顺当当下来，筹集了六万多元，也算勉强能帮芬妮把这次所有额外的开销扛过去了。

　　就像芬妮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一样，这也是一次纯粹的捐款。

　　至少我在整个参与过程中，没有感受到任何所谓借助捐款效应来为私人牟利的不适感。酒吧免费提供了场地，艺术家自己出钱印制了活动海报，音乐家把所有的演出票款全部捐献，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自发志愿参与，活动结束后地面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狼藉现象。大家都花了一点点时间，在自己的网络朋友平台上表示称赞和祝福，但这次短时间内促成的演出义卖只能获得大多数的关注者一个下午的关注力度，很有可能在没有正式社会公益组织团队的帮助下，这个轰轰烈烈的【小心脏大宇宙】义卖义演就这样噗通跳跃一下午而沉寂了。

　　对于一群平日里忙于创作和工作的行外人员来说，组织这样一场义卖活动已经耗尽精力透支得两眼翻白了。在大家努力筹备捐款行动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公益组织出来参与。那么我们的社会公益团队在哪里?我再退一步问，我们有没有社会公益团队?

　　我这里不想举出任何其他国家的医保制度来抨击这种只要是明眼人就觉得有问题的规定，我也不想举出任何其他改革过程中由于基础设施缺乏人民无法生存而被群众千夫所指的体质，因为我就生活在这个充满负面情绪和奇怪论调的社会里，我们只有两种生存方式：在红线内规规矩矩缩成一团，或者在红线边缘摸索着寻求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