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由于画院高高在上，全国画家莫不以画院风格为归依，陈陈相因，尤以山水学马元、夏珪的人，只学到大斧劈皴的粗犷笔法，有识的人认为南宋画院山水发展至此，已成流弊。这种情形，到了元代才有改变。

　　元代初年画家中，赵孟頫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声名、地位、书画、文词均足为一世宗主。他彻底摒绝南宋末期山水画的风格，主张人物学唐人，山水学北宋董、巨，号称复古，蔚为风气，对元代画家的影响极大。但元初时，杰出的画家不多，除赵孟頫之外，也只有高克恭等少数而已。

　　赵孟頫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提出了 “书画同源”的理论，主张把写字的笔法用到绘画上。“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方应八法通，若也有人来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影响所及，元代的绘画几乎全入了文人之手。同时又出现了文人最喜爱的“墨戏” 画。

　　元代的山水画，虽然是复古，但并不盲目地临摹古人。有人形容当时复古的原则是不一定求画面似古人，乃求神髓与古相合。这种态度本来就是绘画进步及自创新意的正确途径。所以元时在赵孟纟阪的复古旗帜下，人人都学董、巨，而结果多家风格均不相同。清朝人王原祁说：“元画至黄鹤山樵(王蒙)而一变……既入董、巨之室，化出本宗……与子久(黄公望)、云林(倪瓒)、仲珪(吴镇)相伯仲，迹亦异而趣则同也。” 方薰也曾说过：“一峰老人(黄公望)纯以北苑为宗，化身立法……、明人沈周说： ”吴仲珪(吴镇)得巨然笔意，而又能超出其蹊径……、这都是说元季四大家虽然都是复古，学北宋董源、巨然，但仅个人的风格基本上相似，形式上则多异也。

　　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国，疏于文治，对于绘画并不提倡，虽有御史局，但无两宋盛极一时的画院，对于文人和儒家更是压抑备至。当时曾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十等，读书的人列为第九，所谓“九儒十丐”，地位仅高于乞丐。一般知识分子不屑于侍奉他族，不是出家为僧、为道，就是遁迹山林，态度消极。即使出任元朝官职的人，也一样心中有无限抑郁。在绘画上所表现的就是借笔墨以自鸣高雅。同时受了赵孟3阪以书法人画的理论影响，先是写墨竹，继而写墨梅、墨兰及墨菊，所谓“四君子画”在元代就大盛特盛起来。只画墨竹一门的，据近人统计就占元代画家总数的一半以上。这种“四君子画” 全用水墨，而且可以用写字的方法来绘写，所以风气一开，凡是读书人无不趋之若鹜。当时对这种水墨“四君子画”，有所谓“墨戏”之作。士大夫舒胸中闷气或一时之兴的时候，就信笔写来，不求形似，不讲写生，也不论流派，完全任意自由运笔。倪璜在一幅画竹中说：“余之竹，聊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还说有人认为他画的竹是麻，是芦，但他全不计较，也不与人强辩，硬说是竹。这几句话把“墨戏”的态度完全说明了。凡后世的“戏作”、“戏笔”之类的画，都是源于元代的“墨戏”。“墨戏”实是元代绘画上一个新产物，也是元代绘画上一个很特殊的题材。发展至此，元代画坛几乎全是“文人画”的天下。正因为绘画与文人的关系空前密切，所以在画上题诗、署名、盖印，述说作画的目的和将画赠给他人，以及他人见了一张精彩的画，题署跋语，发表文物鉴定意见，甚至于赞美作者画艺高超等前所罕有的习惯，都自元代开始。

　　元代以前绘画多用绢，元代则多用纸。用绢一定要用湿笔，用纸时不得不用干笔， 因湿笔着纸即洇，极难成画。有了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元季四大家都是用干笔擦皴或用浅绦渲染，再也没有元代以前那种“水晕墨章”的画法了。这种干笔画法，初创时给人简洁淡逸的印象，这使元代绘画有了与前人作品不同的特殊面貌。

　　元代绘画主流仍是山水，元季四大家都是山水画的大师。而山水画中水墨画的比例比以前为多。黄公望作水墨山水，皴笔极少，倪璜作水墨山水，一不画人二不设色，笔简景清，有“惜墨如金”之称。二人均以简淡取胜。王蒙的风格恰好相反，山水先用淡墨染，再用浓墨皴，皴擦有时多至数十重，他的画是以繁复取胜，与黄、倪二人比较，一润一干、一繁一简，各有特色。吴镇也是位山水画家，虽然他的墨竹也极精妙，但世人多评论，他的墨竹被他的山水所掩。他作山水学董、巨，特别是仿巨然，可以乱真。现存题巨然款的画，有些便是他的手笔。

　　元代最衰微的是道释人物画。虽然也有几位比较有名的人物画家，例如刘贯道善画肖像画、卫九鼎画人物画等，但在画技风格上都是墨守前人规范，没有进步，也没有创出新意。值得注意的是赵孟纟顷画的人、马在元代可谓是名满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赵氏画马直追唐代曹霸、韩干，十分精妙。他曾经在所画的《人骑图》上自题：“吾自少年便爱画马，尔来得见韩干真迹之卷乃如得其意云。”可见赵氏画马仍是搴古，不是创新。其后元代画人、马的画家除赵孟頫的儿子赵雍、赵奕和孙子赵麟外，还有任仁发父子。

　　花鸟画盛于五代、两宋。元初继承南宋余绪花鸟画多是黄筌父子和宋人赵昌的宗派，以用笔工细、色彩艳丽为主。例如钱舜举、赵孟坚、陈仲仁等都是元初花鸟画的佼佼者，稍后，王渊和边武以水墨画花鸟，并不敷彩，一时称为绝艺，与“四君子画”同受一般文人的喜爱。在元代花鸟画坛上，水墨派显然与学黄筌、赵昌等专尚工丽的一派形成对垒的形势，但黄、赵派只是借其在两宋时独霸花鸟画坛势力的余威震慑元初的画坛，所以无人想另创新的途径。伹终于因为“墨戏”、“四君子画”的崛兴，到了元代末期，工丽派的花鸟画终告不敌，画水墨竹兰的画家在人数上远超过敷色工丽的画家，这种水墨花鸟传至明代就更见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