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于流传至今的古代书画而言，真伪是绕不过去的学术问题。从积累方面而言，对于书画的真伪通过切磋和辩论而体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对丰富中国书画的鉴定手段具有很大价值。历史上著名的真伪争辩事件，虽然鉴定家之间存在矛盾，但主要是学术之争，而非经济利益之争或者派别之争。

　　1、郭沫若、高二适关于《兰亭序》真伪之争

　　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从书法到文章均为伪作。当时仅有江苏省博物馆书法家高二适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这篇“对台戏”的文章推出后，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争鸣文章有几十篇之多，双方各执其理，这就是著名的“兰亭论辩”。在郭沫若与高二适之后，随着晋代文物出土数量的增多，学术研究也不断深入，人们对于《兰亭序》的真伪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辩论。第二轮的论辩高潮始于1977年，终于1981年，短短4年间的论辩，收录于苏州大学出版社的《兰亭论集》中。在这样的形势下，“兰亭学”的概念被学者提出，并被扩充到了广泛的研究中去。时至今日，“兰亭论辩”不仅给人们留下《兰亭序》真伪的探讨，而且从学术的角度，让更多人更好地认识《兰亭序》，了解中国书法史。【详细】

　　2、《雪竹图》的鉴定之争

　　《雪竹图》是一幅没有题款的绢本画，原为近现代著名书画收藏家钱镜塘收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不过，正是这件作品，引发了被誉为鉴定界“南谢北徐” 的争议。谢稚柳鉴定后认为，《雪竹图》出自五代南唐画家徐熙之手;而徐邦达鉴定后认为，《雪竹图》早不过南宋中期，晚可以到元明之间;因此不会是徐熙或徐派画作。

　　二人的不同观点主要体现在3篇学术文章中：谢稚柳于1973年发表了《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徐邦达在1983年第2期《艺与美》上发表了《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谢稚柳1986年在香港看到徐文后，撰写了《再论徐熙落墨花——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二人的分歧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落墨”的理解，另一方面是作品使用绢本尺幅来断定时代。

　　谢稚柳与徐邦达是当代中国书画鉴定界两位闻名遐迩的鉴定家，为我国古书画的鉴定和收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两位鉴定家尽管存在着矛盾，但主要是学术之争，以其深厚的修养和学识，为书画鉴定留下宝贵的经验。【详细】

　　3、中国拍卖业第一案：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假画案

　　1995年，中国书画市场出现了一桩著名的拍卖案——关于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真伪之争。此案引起国内外书画界、收藏界、拍卖行业和众多书画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号称“华夏第一拍卖案”。

　　1995年，在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举办的秋季书画拍卖会上，浙江绍兴中澳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定林以110万元拍下了张大千的画作《仿石溪山水图》。这张画上右侧有谢稚柳的题跋，左侧有徐邦达的题跋，被认定为真迹。谢稚柳凭着和张大千几十年的交往，确信此画为真品，并出具了亲笔鉴定书：“确定此图为真迹无疑。”但作品成交后，存疑的王定林到北京找到徐邦达，徐邦达认为作品上的题跋属于书画作伪中典型的移花接木，该作为摹本。

　　王定林于是要求拍卖方退画，遭到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拒绝，于是王定林先后向杭州市、浙江省和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此案持续了几年，在1998年谢稚柳去世以后，国家文物局11位专家接受委托，对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进行鉴定，最终认定此画是伪作。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败诉，赔偿王定林总计127.5万元。【详细】

　　4、董源《溪岸图》真伪再引激辩：三高手隔空交手

　　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唐骝千出巨资购得《溪岸图》，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此画并称其为中国的《蒙娜丽莎》。然而同年8月，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美国中国绘画史研究元老高居翰称《溪岸图》为赝品。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1999年，大都会博物馆专门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中国古代绘画的鉴定问题，会议几乎聚集了西方所有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和部分中国大陆、台湾学者，然而最终并未达成共识。

　　持“作伪说”的包括高居翰、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家古原宏伸、前克里夫兰博物馆馆长李雪曼等。高居翰列出14条证据，试图论证张大千不仅伪造了《溪岸图》，而且伙同徐悲鸿、谢稚柳、丁羲元等伪造了《溪岸图》的收藏史，称此画是张大千最成功的欺世之作。

　　持“真迹说”的则有方闻、丁羲元和国内鉴赏家谢稚柳和启功，而持“五代北宋”说的则包括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何慕文，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台北故宫石守谦，北京故宫徐邦达和杨新。各方均言之凿凿，真相在数十位专家的上百篇文章里越发显得扑朔迷离。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何慕文利用现代科技对《溪岸图》的材质进行了检测。红外X光摄影显示，《溪岸图》历史上经过3次装裱，他在论文中称，《溪岸图》绢面的经纬粗细和结构、色调、保存状态、修复方式及印鉴磨损与公认的北宋屈鼎《夏山图》相似，而与公认的张大千作伪的《藏林叠嶂》等画有巨大差异，为支持《溪岸图》是古画而非张大千伪作提供了证据。【详细】

　　5、 《砥柱铭》八大疑团 

　　2010年6月，在北京保利5周年春拍会上，《砥柱铭》卷以3.9亿元落槌，加上佣金4.368亿元成交，创下当时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新的世界纪录。

　　不过，此后《海峡都市报》发表文章，称《砥柱铭》非黄庭坚真迹，而是明末后赝品。2010年7月5日，《人民日报》主办《文史参考》发表《砥柱铭八大疑团》等一组文章，质疑《砥柱铭》卷为赝品。至此，有关《砥柱铭》真伪的议论便此起彼伏。

　　台湾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傅申根据其35年来的研究成果，发表《从迟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从文献资料、书法风格等多方面论证。尤其是通过《砥柱铭》是黄庭坚在被贬期间送给杨明叔的作品这一历史线索，加上《砥柱铭》与当时作品的风格基本一致这几点证据，大致确定作品完成时间为1101年左右，肯定《砥柱铭》为黄庭坚真迹。

　　6、《功甫帖》的真伪争议

　　在2013年的纽约亚洲艺术周上，由纽约苏富比推出的一幅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奉别功甫奉议”九字的书法，经过6位电话委托者的激烈角逐后，被上海藏家刘益谦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得。

　　正当买家刘益谦准备将其陈列到自己的龙美术馆之时，2013年底，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在《新民晚报》刊文指出：《功甫帖》系晚清有人用“双钩廓填”之法制作的伪品。而刘益谦在第二天就开始接受采访，并连发三篇声明。在声明中，他语句辛辣，或明或暗地指责上博专家向大众媒体报料该事件的行为。

　　《功甫帖》事件再次发酵，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在中国文物局下属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进一步对他们的看法进行论证。研究报告发表当日，刘益谦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直到现在终于可以知道这份学术报告不是上海博物馆的官方结论。同时，我也可以回到中立的态度，看苏富比接下来如何处理。”

　　对此，苏富比先后两次表态，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首先表示，苏富比公司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在上海博物馆研究员的论文发表十多天后，苏富比宣称，经文博专家鉴定，确认《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序的墨迹真本。

　　上海龙美术馆在北京现场展示了苏轼名迹《功甫帖》原件，力图否定此前上海博物馆指《功甫帖》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的结论。不过，对此仍有业内人士存疑，表示结论值得商榷，《功甫帖》真伪之辩并未画上句号。【详细】

　　7、林散之对联“盗卖疑云”

　　沸沸扬扬的林散之对联“盗卖疑云”大概可以画上句号。昨日下午，北京匡时拍卖携644万成交的天价对联来到南京，请林散之之子、著名书画家林筱之先生掌眼。林老在仔细观摩了作品后，很肯定地告诉记者：这一副对联是真迹，当时父亲写了两副，第二副赠给了栖霞寺，第一副一直留在家中，后来不知何故流失出去。

　　2014年7月11日，北京匡时拍出644万元的林散之为栖霞寺所书对联，业界震动。

　　围绕这一天价对联，一场“江湖风雨”随后掀起：先是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玄奘寺负责人传真法师在博客发文《震惊：和尚卖字也疯狂，一副对联倒卖650万》，并向相关部门多次实名举报。7月24日，南京市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马荣恩代表市佛协回复传真法师：“经查，原散之先生为栖霞寺所写对联尚完好保存在栖霞寺内。”

目前，此作已经交割，买家也并没有像某些传言说的到栖霞寺去求证。由于是热爱书法的藏家，所以这位买家对作品有相当的自信和把握。至于这次匡时求证，只因“没想到会出现这么大的争议，既然有争议我们就要给个说法”。谢晓冬说，征集之初，他们就确定这是“林老市场难得一见的精品，而且尺幅也是最大的”。现可以确定：所谓“盗卖”根本不存在，栖霞寺的还好好地留在寺内库房中。而眼前这件之所以没有被选送栖霞寺，只因它更多体现了林老用笔“枯笔多”的特点，但不太适宜刻在柱子上。【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