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代”一词盛行全球，从字面上理解指涉当下，然而这一理解是否有误读?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杭春晓老师的讲座为我们解读“当代”背后的真正含义。

　　主讲人：

　　杭春晓，1976年出生，汉族，安徽当涂人。200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美术史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美术史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东方艺术·财经》执行主编。

　　这里几个拓扑学概念，我想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图，这是主体意义时间的拓扑学的解释，我可以在这边帮助大家画一下，可能大家会更清楚一点。

　　这是一个箭头，这个箭头指向的是一个T，这个发生是一个W，也是一个文本，我们人就像这里的运动轨迹一样，我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人?我们人活在了一个看上去肉身经验的实像世界中，在这个实像的世界中我们不断地获得了不同点的能指，我们看到一棵树，看到这朵儿花，我们发出花的发音。但是我们并不是跟这个花生活在一起，我们是通过一种语言描述的方式构建了一个人真正活着的另外一个世界，比如说A在这儿，这是一个实有A，通过这个轴到这个a获得这样一个A的印象，这个a实际上是通过语言被描述过过的一个a，并不是这个实身的A本身。我们肉身在这样的一个A中，但是我们真正的生活确是生活在a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从一开始这个文本就是以一种语言的方式入侵了我们的生活，入侵到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世界分裂了，然后我们就在语言的误导下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分离的生活状态中，在分离的生活状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实有的A，通过语言的描述我们生活在了这个语言意义被描述化的a中。然后我们又走到这儿，走到了B，实际上我们仍然要投射到这上面的一个b，我们又走到了C， C仍然要投射到这个上面。我们真正的主体在什么地方，概念中这个大写的人活在什么样的地方，是活在这个左半球，左半球是由文本、语言描述所构建的一个世界中，而这样的一个文本语言的描述都是对我们肉身经验世界的右半球的一个投射。实际上我们本来世界很简单，我们本来只活在这半边，我们跟这个存在是同一性的，但是我们却因为自己确认为自己是人，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剥离出来以后，我们就产生了一个人的世界，这个人的世界是由意义和描述的文本所构建的一个整体世界，而我们活着的是活在形而上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中。

　　于是这时候就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们生活在肉身经验中却永远感受不到我们肉身的经验而活在了一个文本描述的经验中，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分离性，有一类人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意义的获取是可以预设的，上帝可以预设，哲人可以预设，革命的领导者可以预设，领袖可以预设，我可以预设。就像阿Q一样的，阿Q革命是做梦的时候穿着白袍，人跟他说阿Q阿Q跟我来，然后告诉阿Q你跟我来以后就可以摸我妈去了，就可以有这些东西了，这就是一个预设，但实际情况上可不可能呢?不一定可能。

　　我们讲了半天，实际上在讲是什么?这种对文本区意义的预设性是一种思考的思维方法，比如说我们讲电影，有一种革命战争电影，你们一看革命战争电影第一个出来的人是不是就觉得他是主人翁?是不是你会觉得这个主人翁一直会活下去?实际上这个主人公就是你对战争预设的一个假设的我，这是被革命英雄主义预设的可以永远存活下来的我，每个观看电影的人都把自己预设为了这样一个观看的我，所以无论人类的战争多么残酷，这一类的电影永远都制造出一种新的英雄的想象，他的害处在于什么地方?就是预设了这样一个英雄可以活到底，我们每个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看成这个活到底的人，于是战争最后都变成了鲜花，而不是由战争本身来呈现的人的命运的悲哀。什么样的电影才是真正的战争的电影?第一个人出来以后呱叽就死掉了，然后第二个人出来我们刚刚认为他是主人翁的时候又死了，第三个哥们再出来的时候又死了，这才是真实，这才是真实的，谁做到了这一步呢?斯皮尔伯格的《战马》的前半部做到了，但很可惜，当我看到那匹战马在斯皮尔伯格在电影中死在战场上瞬间，我以为他死了，他的小主人出现在战场上寻找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说怎么又会搞这样的一个结局呢?最后这个小主人和这个战马重新相认，斯皮尔伯格彻底地掉回到了英雄主义叙事中。一开始的时候一个上校得到了这个战马，刚建立起和战马的主人关系，他就死在前线了，死了以后一对德国兄弟把这个战马养了，然后逃离战场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想斯皮尔伯格到底想干什么?他可能是想呈现这两个小孩跟这个战马的关系，但是我看到一点的时候我特别震撼，我特别佩服，我觉得斯皮尔伯格太牛叉了，这两个德国小孩第二天就被抓回来了。这个时候斯皮尔伯格给了一个很冷酷的远镜头距离，一个俯视的远镜头距离，枪声一响两个小孩死了，所有关于战马叙事逻辑的通常意义上的英雄主义，预设的英雄主义叙事在这里都断掉了，我在那一瞬间感到震撼，我觉得这是当代，但没想到斯皮尔伯格到后来又回到了现代主义。又回到了一个预设的美好的结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