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杰自创36切割法,作品关注底层人物。

　　南洋拜学犹太名师,司徒杰深谙西方雕塑技法。

　　年轻时期的司徒杰正在创作大型雕塑。

　　在雕塑家司徒杰的一生中,大哥司徒乔对他的影响甚深。司徒乔把一生心血倾注于劳苦大众,画尽穷苦苍生,终其一生,虽未加入任何党派,但却始终和当时的进步力量以及左联文艺界人士交往甚密。司徒杰人生轨迹,尤其是早期的人生轨迹,大多数和大哥司徒乔交集在一起。尽管和司徒乔从事的领域不一样,但司徒杰的雕塑人生,也是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白求恩因其国际人道主义名留千古,苦心孤诣做成白求恩塑像分文不取的司徒杰也被世人铭记。

　　郁达夫介绍他拜学犹太名师

　　司徒杰的大哥是鼎鼎有名的画家司徒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徒乔对司徒杰的影响之大,是有迹可循的。

　　司徒乔曾经问过司徒杰喜欢做什么,年轻的司徒杰坦承自己喜欢雕塑。司徒乔便让他放手去学。跟随大哥司徒乔在南洋的日子,年轻的司徒杰跟随《放下你的鞭子》剧组成员乘船来到新加坡。到新加坡后,司徒杰在道南小学(属于陈嘉庚任主席的新加坡福建会馆),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当时在新加坡《星岛日报》当主编的郁达夫,是司徒乔的好朋友,他和犹太裔德国著名雕塑家杜迪希(Karl Dudige)是好朋友。听说司徒杰爱雕塑,亦在自学雕塑,于是便做了介绍人,把司徒杰介绍给了杜迪希。

　　就这样,司徒杰便成了杜迪希的学生。一般在午后4点多钟,司徒杰跟杜迪希学习雕塑。这位德国老师很特别,他的雕塑以人为本,对人体解剖很熟悉,习惯一边做一边讲,很生动,但实际做起雕塑时,他又会把解剖完全抛开。当时没有模特,没有对象,司徒杰只好把两个那时只有四五岁的侄女当作模特。年纪小的侄女,根本坐不住,司徒杰无法靠常规去临摹,只好手里拿着泥巴,跟着她们转,全凭记忆和观察来做。

　　学会这样做雕塑,对司徒杰从事创作的用处很大。他后来到农村去搞创作,都是一边做,一边聊天,人物的自然神态,就这样全给把握住了。他诸如《舵手》和《王国潘》等作品里的农民形象,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司徒杰认为,做模特就不一样,模特坐在那里,容易半昏睡,根本抓不住人物的性格。在早期的雕塑学习中,司徒杰学到两样东西,一是照着相片做,二是照着活生生的对象做。他在新加坡时期做的第一件作品就是其中一个侄女,是一个面具。司徒杰把这件作品拿给老师,老师看了非常喜欢,拿出创作用的泥要跟他换。

　　但终其一生,他的雕塑作品主题,尤其是早期的雕塑作品人物,都是以底层人民为主。这和其大哥的关注对象非常相似。

　　自创36切割法,为“电影皇后”胡蝶塑像

　　在香港的时候,司徒乔的朋友搞了一个“科学雕塑社”。司徒杰在那工作。在这里他开始摸索用照相的办法来塑造实体面部。具体办法就是用一盏灯,照在一张有36根线的网上,投射到人脸上,把脸区分成36个部分,然后从侧面着手,层层分拆,在纸上剪开,并因着厚度的各异,最终形成立体的塑像。

　　用这种切割法,司徒杰还为民国时期“电影皇后”胡蝶做过塑像,塑像出来后胡蝶很满意,支付了15元酬金。这大大鼓舞了司徒杰,使得他更坚定了从事雕塑的理想。

　　“我爸爸说,就是在这里学会了看照片做雕塑,怎样把平面看成立体的。每个相片的角度都不同,怎样把他们统一起来。这给他后来做白求恩像打了扎实基础,当时只有根据战地记者沙飞拍摄的一张相片和一些记录片段而已,难度非常的大。”司徒杰的女儿司徒蒙说。

　　1942年初,司徒杰回到重庆艺专上学。当时的重庆艺专聚集了很多知名画家,如李可染、潘天寿和赵无极等——潘天寿担任第二任校长,雕塑系的主讲教授是曾竹韶和王临乙,他们都是留法回来的先驱人物。他们深深影响了司徒杰的艺术生涯,他们让司徒杰明白,造型之美和造意之美的不可分割。

　　这种36切割法的具象塑像法则在后期被司徒杰发展到极致。20世纪80年代,司徒杰迁居加拿大,当时一个总督让他做塑像。也只是一面之缘,但是司徒杰做出来的总督像特别生动,那位总督很喜欢这件雕塑,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桌前。“我想是他把总督的神韵做得特别到位的缘故”。司徒杰的女儿司徒蒙说。

　　抢救整理光孝寺近10万件木雕

　　1948年,受徐悲鸿邀请,司徒杰到北平艺专工作。司徒杰和徐悲鸿颇有渊源。1947年,司徒杰曾想去加拿大留学。司徒杰的三姐给他申请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美术学院。护照已经拿到了,要教育部批,爱才的徐悲鸿同意了。不过,那时出去还需要两年的助教经历才能获批,司徒杰和太太都没有教书的经验,但徐悲鸿说:“没关系,我给你开”。于是,徐悲鸿给他们都开了助教证明。拿着证明,司徒杰前往南京办理签证,但是,纵使是一番辛苦,最终,司徒杰还是决意留在生于斯的土地。于是,在1948年,他正式进入徐悲鸿主持的北平艺专工作。

　　解放后,司徒杰被中央美院聘为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他那时已经开始关注广东民间雕塑,曾经拜访过广东石湾有名的艺人刘泉。在临终留下来的口述文件中,司徒杰还专门提到,“刘泉做的人物陶塑作品非常之好。他做的李魁、蒋门神非常生动。通过他,我了解到他怎样跟师傅学,怎样把握生活,了解生活,创作时把生活的人物变成更强烈个性的作品”,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大量吸收了中国民间雕塑的技法和思想。此后,他一路北行,在潮汕采风,第一次系统地把潮汕木雕的技法纳入现代雕塑教育中。

　　虽然那是后话,在和刘泉探讨完陶塑作品后,司徒杰回到广州,发现了堆满光孝寺的木雕。原来,那些木雕是土改时被当做浮财分给老百姓的,只不过,有的给当了鸡笼子,上面贴了金的,也被取走了。这当中,有大量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木雕作品。司徒杰不忍见如此丰富的民间艺术惨遭流失,于是上书美协,后者拨了一批款,一批文化财富得以保存了下来。

　　据了解,司徒杰后来花了很长时间对这些木雕进行整理,好的留在了博物馆,差一点的就卖掉,共有近10万件。司徒杰一一过目,最后从年代和艺术方面比较好的作品中挑选出5000多件木雕,一半留给,一半放在了中央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