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摄影史”——这不是智慧之神灵光一现而在下笔之时随手想出的话题，它来自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Cohen)的著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作者对有关义和团事件表述深思熟虑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其解读视角与方法，对我看待中国摄影史所产生的持续影响。

　　10年前读这本书，作者描述的亲历者之一—受出版商派遣，前往中国拍摄有关义和团运动照片的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顿的叙述最初吸引了我。我关心的是，与华北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居民，其他诸多西方传教士、使馆人员、外国军人的表述比照，一个美国摄影师的表述能有什么特点呢?书中还引用了罗伯特·卡帕对自己拍摄的诺曼底登陆日照片的描述：“只是整个事件的一些片段，而非全貌”。

　　柯文解释说，自己书中使用的“经历”一词主要是指对于历史形成过程的直接参与，但他又不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它还有另外的含义，特别是哲学层面上的含义，即通过感知来认识的世界。而亲历者所感知的世界，与历史学家事后回顾和叙述的“事件”，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柯文提出，需要处理好“经历”和描述、解释的历史书写之间的悬殊差异所反映出来的过分简单化问题。

　　这解决了我一直心存的困惑：为什么我们周遭一些勤奋有加的摄影书写者，言必称摄影史和概念、方法，纵论古今，也不乏形式上的深入浅出，而这一切在那些事件的亲历者、特别是影像的实践者们看来(当然大多是在私下的交谈中)却总认为是隔岸观火，不屑一顾。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摄影书写与摄影实践之间，事实上是两张皮，各说各话，互不相攘。究其原因，大概就是众多的书写者表述的摄影与那些通过实践来感知认识的摄影，还没有多少关系。

　　例子可以信手拈来。论说一个阶段中国摄影的状态，甚至是就现阶段的某个方面的摄影类型，如就近30年来的新闻、纪实摄影问题做一篇博士论文，但资料来源全为图书馆里的二手、三手材料，纵然他所划定的那些新闻或纪实摄影家还活跃得很，也没去走访走访，更别说就此个案展开全面细致的学术调查了。这样的论文，开篇必有很长的关于研究方法的叙述，而这些方法大多来自现代当红的西方学者，甚至是互不相关、对立学者观点的混搭。这样的“组合拳”如何打下中国摄影江山，真是让人既迷惑又期待——作者得有多大的功力在其间展转腾挪而又不至左支右绌、伤及自身啊。更让人惊讶的是，还有一些人在没有论证之前就设定结论，而文章的主体不过是预设结论的证明罢了。参加过一些与摄影有关的论文的开题报告，每每在这个环节我就充满疑虑，那些在西方学术界绵延流长而又变动不居的概念、范畴，何以被眼前这位缺乏相关学术训练的中国青年才俊借用、延展的呢?他又如何把这一切嫁接到他并不熟悉的摄影领域呢?

　　当然，接下来的环节并不惊心动魄。论据勉强支撑论点，更多的时候却大大方方地脱节了，而先前那些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宣示更是消散于无形。

　　眼下的摄影言说、书写，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见物不见人，叙述人在自己的逻辑里打转、自圆，与言说对象并无多少关系，更不关注那些摄影作品及其作者“能动的、生成的实践”。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竟然没有多少对叙述对象的访谈、调查及对其作品的梳理、考证，更别说这些作品的生成及传播过程中所遇诸多值得关注的现象了。总之，脱离了作品的生产制作者，脱离了有机的文化传播体系，这样的叙述到底有多少价值，我很怀疑。

　　对于这个问题，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从方法到个案都给出了很好的样本。布迪厄倚重社会学的通过经验观察和分析，而不是通过纯理论叙述来对重大哲学问题进行再思考。当他从事艺术研究时，更是如此。如在研究艺术判断与趣味的组织化和社会根源时，特别关注并注重揭示它们能动的、生成的实践过程。

　　我们的摄影言说，何尝不该如此呢?

　　自摄影术产生以来，有关摄影言说、书写一直在两个相互交织而又矛盾含混的维度上进行着，那就是科学与艺术的双重表述方式：一边是强调摄影媒介的科学、客观与真实特征，另一边是强化个人的感知、内心，甚至坠入宗教的、神秘主义的泥沼，美国纪实摄影家阿伦·塞库拉(Allan Sekula)称之为摄影表述的“古怪的语言问题”。

　　有关中国摄影的书写也可以看到这种脉络。近几十年来有关中国摄影史写作的努力，可看出学者们促使摄影史研究朝科学化转向的心迹。史实、史料、包括口述摄影等，“史料学派”——兰克等人所倡导的史学“据事直书”的写作方式，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那些零零散散一直不受看重的史料、证据也一点点被挖掘出来。但这种书写向来带有鲜明的中国方式，那就是先入为主地以革命史、政治史的分野代替摄影史的分期。这种简单化的分期方式，往往会把摄影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附属品，或其简单化的图像再现来对待。当然不能排除政治之于摄影的作用，甚至一段时间内决定、操控着影像的生态，但据此就认定二者完全重合，忽略了影像自身产生、传播的特点，这显然不是学术的态度。这种状况的直接结果是，摄影书写过程中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流行，议论空疏、自说自话、凭空想象的情形大行其道，政治正确的摄影废话层出不穷。由于上述情况，书写选择过程中的精英化倾向便不可避免，因为这样最省事，前面有了众多的叙述堆在那里，人云亦云好了。

　　目前，有必要提倡运用社会史、公众史，特别是成熟的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把摄影研究书写从“宏大叙事”、“精英化”的平台上拉下来，倡导有关摄影的微观史、个人史甚至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近年来的史学研究中，被史家看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开创的“厚叙述”(thick description，也译作“深描”)研究方式值得借鉴，在寻找摄影史实、史料的过程中，开展对摄影人物全面的田野调查，通过微观史视角、“厚叙述”的书写方式，把摄影人的行为及其作品传播放在特定的文化体系中去研究，关注那些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事件、场合，力求不要孤立地看待摄影这种文化现象，而是放在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中研究，以此开辟出摄影研究的新天地。

　　研究对象由精英而民间，不光是视角问题，关注那些一直以来被忽视的普通摄影人，如着色师、照相师傅、暗房师、背景布绘制人员、修像师、资料员等等，都会为摄影研究开拓出新领域。对诸多重要的摄影机构，如新闻出版署新闻摄影局、中国照相馆、王开照相馆等，也值得个案研究。

　　摄影史研究中计量史学方法的引入，也颇有必要。例如对某一历史时期摄影领域内一些重要词语的出现频率做出统计，进行分析，找出波动态势和变化情况，以此说明摄影史的变化。这些重要词语比如，美—诗意—真实性—组织加工—摆布—苏联—西方—布列松—记录—纪实—报道—观念—伦理—获奖—WPP—国展—比赛—新锐等。

　　对于我们的摄影书写来说，如何找到符合自身历史经验的理论表述，如何建构自身的知识系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