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艺术作品的即使是最完美的复制品也缺少一种因素：它的时间和空间的在场，它在它碰巧出现的地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这种艺术品的本真性即是“灵晕”。作为书籍当中传承久远的珍品或者艺术品，古籍善本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灵晕”，它正是以自身在历史中的持续在场维持着这种美的至高境界。可以说，古籍与普通书籍的不同就在于它不仅仅具有传递知识的功能，其本身更呈现为一种关于价值的理念，凝结为一种历史的见证物。而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则意味着需要以全部的虔诚坚守这一价值，秉持这一理念。国家图书馆特藏部的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正是这样的持守者。

　　据相关统计，截至2012年，中国有古籍文献超过了3000多万册，但从事修复的人才不足100人，其中像杜伟生这样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不足20人。尽管杜伟生已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人，但他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修书的。几十年如一日沉潜在古籍中，他身怀绝技，却毫不在乎无人关注的寂寞。古籍修复是个技术活，要复原书籍的本来面目，需要掌握包括纸张、印刷、装裱、美术、版本、历史等在内的诸多知识与理论。与此同时，还需要一双灵巧的双手，能熟练运用各种修补技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统一，融会贯通。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工作还要求修书者对美具有极高的鉴赏力，即所谓“眼力”。因为古籍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可能对其造成二次破坏。而杜伟生正是在这一重重的考验之中逐渐练就了深厚的内功。

　　如果将古籍修复当作一种技艺，那么修书者就是凭技术吃饭的手艺人。然而，杜伟生并不这样看。“这是个修身养性的活儿，得平心静气。”他更注重的是修书过程对主体性情的濡染和精神的充实。在以追求快速更新为特征的当代社会中，急功近利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心态，古籍善本所具有的传承历史的功能，以及其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内涵逐渐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成为一种稀薄的空气，慢慢流散。然而，杜伟生却以其磐石般的笃定与热诚日复一日地复原着历史，为人们激活极具象征性的历史现场提供了符号指引，为传承并展示独一无二、意涵丰富的文化提供了物质凭借。正是因为有像杜伟生这样的修书者群体的存在，一个民族以历史为师的文化禀赋才具有了庄严的特性和深厚的感染力。

　　哈萨克民族有一句谚语：“老人在哪儿，历史就在哪儿。”作为书籍中的“老人”，对古籍的保护和修复其实体现了我们的时代在文化衔接端口对历史的姿态和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联结历史、修补时间的古籍修复者们正是文化田园的默默守望者，他们手掌的每一分一寸的移动都昭示着文化的流动，他们的默然瞩望，构成时代文化担当的重要象征，抑或他们本身即体现了文化艺术的“灵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