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美术馆

　　导言：大芬村，是中国自然形成油画产业的集聚地，发展已二十多年。在大众眼里，只要提到“大芬村”必然与行画、临摹、盗版联系在一起，以致在大芬村的艺术家外出都不能正视自己的身份，甚至外出参加活动都只说自己是深圳的艺术家，而不愿意暴露来自大芬村，原创艺术对于大芬村而言变成一种愿望，很多画工也越发向原创转变，这使得大芬村的产业不得不考虑找寻转型升级的出路。而大芬美术产业协会正在研究、试行转型升级模式时，却遭遇了被“复制”的困惑。

　　大芬村的“流水线”在消失

　　大芬村，这个聚集了上万名画工、每年复制超过100万张油画作品、占据国际市场同类商品60%份额的艺术商品集散地。2000年深圳提出了“文化立市”，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在大芬村修路、拆迁旧屋，出资购画扶持画工的生存，同时还为这些画工们建设了公租楼，以最优惠的形式让他们衣食无忧、安居乐业。2004年深圳市举办了首届文博会，大芬油画村成为唯一分会场，这把整个大芬村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

　　然而，在荣耀的光环下，其实大芬村一直也同时背负着“行画”、“临摹”、“拷贝”的名声，且不被艺术界真正认可，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原创。在大家眼里他们仅是靠一批绘画技工批量生产油画商品以谋取盈利，当年在黄江培养的青年画工或画师们也学会了接单，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位最成功的画师吴瑞球，10多年前在不断扩张的市场份额对大芬村行画的生产力提出了挑战，是吴瑞球改变了大芬村传统油画的创作方式，将个人的创作变成了流水线式的集体生产，开创了大芬村临摹制作世界名画的流水线模式。

　　如今，大芬村曾经批量接大单的辉煌已不复存在，由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奇迹背后，大芬的艺术产业模式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关注及重视以后，大芬也随之迎来不能承受之重——为大芬带来滚滚财富和赫赫声名的行画(即画作复制品)，也为其带来了版权问题的困惑。深圳大芬艺海拍卖行负责人贺克接受雅昌艺术网专访时谈到，“版权问题我们从2003年之前就开始重视，深圳首届文博会开幕前就抓了复制版权问题。版权局长亲自给我们讲解知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版权，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讲解。画家的版权在过世五十年之前和五十年之后来分，五十年之前，过世不到五十年的这些画家的作品都存在版权问题，包括他的亲人都可以起诉侵权方，五十年以后就属于公共文化资产、资源，大家都可以共享，艺术品是这样的。就像《蒙娜丽莎》、梵高、莫奈的版权都不存在了，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遗产。”

　　事实上，在大芬村除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绘画技能、租有店铺的油画制作经营者之外，还有一个人数庞大的墙壁画室群体，他们是支撑着大芬村“行画”(即临摹复制画)创作持久低价的秘密武器。所谓临摹复制的画，用行话来说就是“行画”，与原创的作品不同，基本上是照葫芦画瓢。据介绍早年，整个大芬村有1000多家画室、画廊，雇用数千名画工，加上还有部分原创独自建立个人工作室的艺术家，总数至少在万人以上。然而近两年，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大芬村大量单纯依靠模仿复制生产油画作品的运营模式已难以为继，据相关报道早在2009年由于受金融海啸的影响，行画市场进入大萧条周期，流水线工厂的画工们都纷纷停工。大芬的“流水线”也因此逐渐消逝，大家都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及定位。

　　“艺术家画画就是想卖画，所以得找市场，没有市场画画有什么用?画画自己欣赏就没饭吃。它是市场，不是到处都是绘画市场，大芬是一个绘画市场，不是说到处都可以卖画。”曾任大芬美术家协会名誉会长的油画家蒋庆北谈到自己最初选择来大芬的愿景，“深圳大芬村从事原创的画家，现在号称有200多人，但我个人觉得真正有原创能力的，大概在50至100人之间，其中与大芬画院签约的画家有50人，即便是对于这些画家，政府也基本上没有什么资助，仅仅是组织提供一些诸如写生、采风和展览的机会。”　

　　大芬油画交易广场

　　版权保护成大芬原创作品发展的障碍

　　蒋庆北针对现在大芬原创艺术出路谈到，“在大芬村他们那些做产业的项目的，他们所生产的那些艺术衍生品，过去都是按单生产的，后来他们自己大约按照那种思维方式请人画了一些，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作品，不是作品，是一种艺术产品。这种艺术产品很容易被模仿，就像一个创意一样，说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们原创的因素非常有限，很难保护，比如我画一张画其他人拿去临摹会很累，费很大劲，基本也卖不出好价钱。但是，他们那个是可以批量生产，创作一个可以生产二百张或者是三百件，你想一想能这么快生产的里边会有多少原创的含量，就是一个创意，一个主意。一个自己稍加变动的，在自己原来不断生产的基础上稍加变动，然后成为自己这种东西，这个艺术的因素或者这个形象的符号大家都是用来用去的。就像作家写作一样，这个写作是我自己的，里边好多词是不可能创造一些词的，你会创造一些词汇吗?可能像莫言有点儿写走神了，有点儿魔幻进来了，又回来了。这种形式、创作方法、写作形式是他的特点，要没有那么强烈的写作形式其实是很难模仿的，把这个事说透了大家就明白了。”

　　从艺术市场发展角度来看，大芬村其实是有成功的经验，而他们的成功在于市场定位的大众化。但社会上总是会有些尚未成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怀着酸葡萄心态，从心底里看不起为使大芬村成为著名油画村的画师、画匠、画工们，看不起使大芬村富裕起来的这些无名英雄，特别是艺术界谈到画画的说到大芬村就很不屑。

　　但大芬村的发展还是一直备受深圳业界人士关注，现任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近期在深圳市美术家协会换届当选了新一届主席。陈湘波就大芬村的发展谈到“大芬村是中国在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我们不能完全孤立的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待。它是社会发展自然形成的一种生态。它这种外销画，在中国，一两百年前也有过。但在大芬村这里，随着工业化发展、物流、资讯的高度发展，使得大芬村很多作品的创作的内容包括世界名画，当然它也有一些独创的装饰画，不像以前的外销画，以中国的风情为主，这里很多世界名画。而且，面还特别广，在澳洲，在美国，也都曾经看到过大芬村的油画。在美国的时候，我还跟一些艺术家，特别是一些华裔艺术家接触，其实，大芬村的油画对美国的一些画家的生活都有影响。因为在美国，艺术品卖的都不是很贵，一般那些油画就一两千美金一张，大芬村的一些油画过去以后，对他们产生了一些冲击。而且它的量之大，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特例。我想也只能产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对它的价值我是蛮看好。”

　　在画廊卖的都是原创，但“原创”不一定都能进画廊。真正意义上的画廊大多有固定的客户，画廊的经营业绩与经营地点、经营者的社会形象与知名度、所经营的作品风格关系密切。画廊对高产画家的订货从来不多，对市场保有量少的作品才有兴趣，所以己故画家的作品往往很受他们重视，这是因为作品有较大“升值空间”。有些画廊也会“卖断”或“独家经营”某位画家的作品，以控制作品流通量与价位。因此，画廊不会是成交量数以万计的大芬村“装饰画”的经销渠道。由于在美国对取名“画廊”并无特别限制，所以单从名称往往难以判定其经营何类商品。但是，如果他是以低价成批量订购，不考究作者，必然是经营“装饰画”或“行画”的画商。

　　贺克谈到大芬原创问题时却担忧地说，“早年大芬的原作被抄袭也不是特别严重，原因在哪里呢?一个是没有那么多新兴的艺术品，艺术市场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多新兴的艺术家出来，即使出来大家都没有太大的意识，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行业竞争各方面存在一些版权意识，这样我们就请版权知识局，版权知识局也主动到我们这边来给我们讲解这些东西，但是听那个东西想睡觉，因为枯燥无味但又非常重要。”

　　大芬村里的画廊

　　大芬原创遭遇“复制”困惑

　　对于大芬村来说，近年一直觉得特别委屈，总有被外界误解的苦衷。他们一直在苦苦找寻自己新的出路，找各种机会及方法试图转型升级。贺克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还讲述一个故事：有一位深圳人曾花1.5万美元从法国买回8幅油画，到深圳订制画框时却发现，这些油画全是产自大芬村的行画，而当时境外画商从大芬的进价仅2000多元人民币!故事的真实已无从考证，但反映出大芬行画的知识产权问题已进入人们的视线。大芬从未掩饰自己是靠“行画”发展起来的，然而临摹别人的作品，自然又牵涉到版权问题。按销售量算，大芬村目前经营的油画约90%是复制国外名画，是否征得了原作者的同意、是否属过了保护期的作品、是否依法向原作者付费等都无法回避。

　　事实上，深圳市政府近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大芬村升级转型。在这方面主要的方向就是支持和鼓励原创，为此还专门投资1个多亿在大芬村建造了深圳最大的美术馆。曾有媒体曝光，在大芬村曾想去参观外观颇具现代感的大芬美术馆，在门口却被一块“暂不开放”的牌子拦住了去路。从2007年建成以来，基本上没有派上什么用场，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的，有人戏称是“大芬蚊子馆”。

　　作为专业画展，其对象是富有的爱好者、收藏家与投资人，人们关心的侧重为风格、作者的背景、作品增值的可能性。两类不同的产品，各有不同的市场，曾有评论认为大芬村油画去参加专业“画展”可见是“错位”。即使是“原创”，也应以“新产品”参加“商品展”，而不要去挤“作品展”。因为这些“原创”或“新产品”，若有客户“下单”一千张、一万张，绝对会让“原创者”或老板们兴奋不己，这也是他们“成名”的开始，会比参加“画展”有更大的收获。

　　然而近期雅昌艺术网先后几次走访大芬村时，观察到大芬美术馆，都在持续不断做学术展，尤其是中国名家油画主题展览。陈湘波就大芬美术馆的坚持及办展原则谈到，“大芬村有个大芬美术家协会，这几年大芬村原创油画慢慢的入选全国大型专业展，而且频率也特别高。‘中青年油画展’落地在大芬美术馆以后，对大芬村的原创油画起了一个很大的推动。”

　　大芬村的问题不是一两天，而是由来已久，从最开始以复制画为主向原创画转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与个人会出现问题，这个问题没得到真正解决。马未都近期在深圳的一个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及对大芬村的看法，“我们应当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人类所有的文明都是通过‘山寨’继承的，文明不是永远的在创新。创新只是在‘山寨’路上的某一次分岔，我们主要的文明都是在依靠着不停的‘山寨’而发展，我们的思想也是这样。所以，‘山寨’不一定是不好，我希望深圳能够把‘山寨’这个词发扬光大。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在法律的框架之下。”

　　大芬遭遇困境还有另一重要原因，由于近年大芬村店铺租金大幅飙升，据称基本上1平方米的月租金都在500元以上，有的在几年之间就上涨了3至5倍，最少的，一年的涨幅也在20%至40%之间。与此同时，国际市场由于受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影响大幅萎缩，订单减少，油画价格直线下滑，并且在福建、浙江地区纷纷也兴起了商品画创作基地。对此陈湘波还是持乐观看法，“因为在深圳发展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成本都在上升，人工的成本、租金(场地的成本)、这对大芬村势必产生了一些影响。正在慢慢往福建、浙江转移，这种转移是必然，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过程，因为它那边租金便宜、成本便宜。由于现在的物流、资讯那么发达，这种转移也是必然的产业竞争，江浙那边的成本相对低，意味着会有个更好的发展。大芬村的这种变化并不是坏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芬村的另外一面，大芬村长期的油画出口给深圳美术界创造了一个很好生态链的环境。一是绘画的配套材料，镜框、装裱都已经有一个成熟的产业链，特别是作品的运输，包括国际展览，这样就很好的形成一个美术产业的生态链。像我们要出去做展览，大芬村的一些公司就做一些作品运输，定框、颜料等，都特别方便。这样也为我们美术馆、画院的艺术家们创作提供了一个配套的环境。其实大芬村的美术产业升级转型都一直在循序渐进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