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走到了第十个年头。图为2011年展出的“超轻村”。(主办方供图)

2013年展出的“墙馆”。(主办方供图)

2009年展出的作品“可以穿的建筑”。 (主办方供图)

　　两年一届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以下简称“深双”)如今已经走到了第十个年头。日前，以“深双十年”为名的论坛在深圳华侨城创意园有方空间内举行。双年展主办方、历届参展者代表、业界学界代表，以及普通市民参与了此次论坛，对深双十年历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与总结。

　　应成为市民的“日常狂欢”

　　深双始自2005年，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以城市或城市化作为固定主题的两年一度的展览。尽管带着强烈的专业目的，深双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只展示建筑艺术的局限，而更加关注于城市发展。

　　深圳无疑是个奇迹般的速生城市，从当初的小渔村一跃而起，成为现今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在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成就背后，掩藏的是诸如拥堵、内涝、污染等种种城市顽疾。“我们发展得太快了。我们希望通过双年展这种形式来思考这座城市应该如何发展。”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任、深双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黄伟文这样解释举办双年展的初衷。

　　作为深双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城市设计处处长张宇星认为，深双有别于主流的、美术馆的展览，而是有活力的、有趣的展览，希望未来可以成为“都市的篝火”，点燃城市所有人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小众的领域。张星宇认为，双年展的核心价值在于持续性，“双年展应该变成城市日常生活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城市孤立的事件。”

　　在张宇星看来，双年展要想保持魅力，需要消解预设功能，具备自我解构能力，不断更新，避免成为“小众的装腔”、“孤立的事件”，而是变成每一个市民“日常的狂欢”。“我更愿意把深双当做一次节庆，是两年一度的狂欢和情绪释放，重在体验和感受，而不仅仅是展品本身的学术价值。这意味着，双年展需要更多的参与、互动和城市实践。”

　　一场公共性的城市实践

　　在论坛上，黄伟文通过五届十年大量的深双作品和展场变迁，与大家分享了深双十年所关注的城市问题，并尝试做了理论阐述。他认为，从2005年张永和的“城市开门”开始，经马清运的“城市再生”、欧宁的“城市动员”、泰伦斯·瑞莱的“城市创造”，再到刚刚过去的奥雷·伯曼、李翔宁、杰弗里·约翰逊的“城市边缘”，这些不同专业背景的策展人，为深双各自贡献了不同的角度和关注点。双年展十年对城市的开放性、自发性、日常性、建筑性、城市教育等多个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回顾第一届深双，黄伟文认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引进社会性实践的案例，包括在贫困社区开展建筑设计和教学实践的美国乡村工作室;在台湾地震灾区及大陆乡村与农民“协力造屋”的建筑师谢英俊;在宜兰小镇稻田中央设立工作室为当地社区服务十多年的建筑师黄声远……“他们的行为和作品表达出了建筑的态度，不单纯是关于建筑展览，更不是关于明星建筑展览，而是关于展览在城市如何有上下文关系，如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秉承着这样的理念，一届届参展人对“二线关”、“插花地”、“城中村”、“钉子户”等在当时讳莫如深的“词汇”进行了记录和研究，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这类积极的城市实践，在第三届以“城市动员”为主题的双年展上达到了高潮。策展人欧宁，将展览延伸至城市中心。市民中心广场上摆设了许多公共艺术品，“动员”市民参与，试图激发出公共空间应有的公共性。

　　“双年展并不是在常规的空间里进行的展览，而是借助展览场地、展览内容，去和城市发生互动。这本身就是在策划一场城市实践。”黄伟文说。

　　为城市民众提供交流平台

　　对于双年展的影响力，2014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姜珺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深双的初衷就是想做社会性公共事件，或者把城市知识作为少数人自上而下的知识给社会化。不管这个社会化成不成功，但至少是一个小众通过这个平台传播这样的知识，整体来说有种教育的作用。”

　　URBANUS都市实践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刘晓都，则更看重10年间人数的变化。他认为，深圳最缺乏的是文化厚度，恰恰需要一个空间“交流思想、交流观点，谈论城市”。从2万到18万的人数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过程本身已经意义非凡。

　　“双年展不仅仅是知识性展示，也是一种平台”，曾连续参加五届深双的筑博设计执行总建筑师冯果川这般感慨，“作为一个建筑师我最大的局限是，我们会讨论空间、历史，但是我们不太了解我们面对的市民，但是双年展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深双的作用从来都是相互的。在影响深圳的同时，参与其中的人亦在成长。“先锋”摄影师白小刺，在第一届深双时，只是指引方向的义工，在第二届时就有了自己的项目。他所拍摄的组照——各地豪华、气派、夸张的县政府大楼，曾引发一时轰动。

　　不断拓展新的“边缘空间”

　　从华侨城、市民中心、蛇口码头，到威尼斯，双年展的展览场地处在持续的变动中，“这个改变本身就是我们双年展开放的一种心态和形式。只有这种最大的开放和包容，才能去面对大众。”张宇星说。

　　他不赞同深双受到固定形式的束缚，更多的是把当它做一个“到处点火的原始人”，试图恢复城市中的原始价值。

　　张宇星认为，“深双主动将自己设定为一种‘自我放逐’的边缘状态，每届换一个新的场地，当新场地由于双年展获得了某种吸引力和中心性时，双年展立刻又去拓展新的边缘空间。这种在城市中游走和流浪的形象，也许正契合了双年展天生所具有的叛逆精神和诗意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