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黎朗在1996年就认识了，却很少交流。记忆中大概只有一、两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他去美国领“琼斯母亲奖”回到北京，那时候我们住在光熙门30多平米的租房里，旁边是北京著名的水煮鱼，空气里每天充满油腻腻的麻辣味儿。黎朗是四川人，我们正好请他吃水煮鱼。黎朗送给了我一本书，送给我先生一瓶香水。那时候黎朗不善言词，基本是我们问他答。聊天内容大多是他在美国的见闻。

　　这次与黎朗的访谈是5月23号他来北京参加雅昌艺术中国颁奖典礼的时候。在北京首都机场希尔顿酒店这次黎朗获了提名奖。

　　“父亲”的拍摄体验

　　李媚：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注重个人体验的艺术家，创作的动力必须来自生命体验，否则你很难完成。比如你刚才说到的拍风景的经历。你之所以进行不下去是不是那些东西对于你，还没有一种切肤之感呢?你必须回到完全的个人体验才可以完成一个东西。

　　黎朗：我知道环境和我们的关系很重要，但是当我们在关注一个抽象或是遥远的环境的时候，距离感会冲淡这种关系的紧密度，而进入到一场视觉探险的历程当中去了。当父亲的问题出现在我的生活的时候，这个问题成为我每天必须面对的时候，问题和我的生活直接纠缠在一起了，这个问题不是我能逃避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事，这种个体体验是没有任何其他人能代替的，更不可能成为一场视觉探险的经历，后来我急切的想把这种体验讲出来，在这个时候个人体验也越来越重要，把这种体验在作品中呈现出来是作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不然你的作品和自己的关系度，紧密度是不够的。

黎朗作品《父亲》

　　李媚：你会不会因为“父亲”的拍摄越来越追求生命体验?

　　黎朗：至少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不能确定以后有没有什么变化。

　　李媚：以前你拍的成都的那些小孩，也许就是你的一种潜意识反映，只是你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意识。现在反过来想，是不是会和你自己个人的经历、你的童年、个人体验有关系呢?

　　黎朗：我估计可能是这样的，当时肯定是没有很系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李媚：自然而然流露出来。

　　黎朗：应该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你要做什么，这是你最重要的要思考的问题，和我直接有关系的就是我生活的环境，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情绪。

　　李媚：主要是这些随着人的社会阅历的增加，随着年龄，随着生活的变化。这些年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黎朗：是的，这种变化很大。对摄影的认识，对艺术的认识，对生活的认识，在这近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我后来面对以前的作品，比如《儿童》和《凉山彝族》的时候，总是在想摄影是不是就只是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还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使摄影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更愿意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

　　李媚：这种状态可能和你到了广州，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关系。我在深圳生活过十多年，那些地方对个人的压力比起其他城市要大得多，而且也动荡得多。我其实一直就觉得你根本就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你就不应该生活在那个地方，你完全不属于那儿。虽然我不了解你，完全是凭直觉。但是有的人在那儿就如鱼得水，你不是。

　　黎朗：对。有一点不适应。

　　李媚：你和那块地方，跟那种文化和氛围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说你从镜头里再也看不到你想看到的那些东西，我想跟你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我也是一直极不适应深圳那个城市，至今都还有一种伤感……当然我是那个城市的失败者，逃离者。

　　黎朗：我倒不觉得我是那个城市的失败者或是逃离者。因为成功和失败，征服和逃离都是些主观的定义而已。这个城市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盘菜，不好吃，换掉而已。

　　李媚：有些人是可以分裂的，可以把自己和自己的创作分离开，可以按照一种套路做下去，你不是那种人。

　　黎朗：在广州这几年，对我来说更大是的对摄影的理解和摄影观念的变化，这个是收获非常大的。

　　李媚：你在那个地方更深刻地认识了摄影?

　　黎朗：重新认识了摄影和艺术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李媚：广州有一帮摄影人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尤其是那些年，大概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未开始吧，大家经常聚在一起探讨交流，真的非常好。

　　黎朗：高质量的谈话，这些是非常关键的，不然会迷失在一种纷乱的信息量里边。

　　李媚：越是这样你自己就越觉得没法拍了?

　　黎朗：越没法拍越要去寻找为什么没法拍的缘由，瓶颈点在什么地方，逼着自己在毫无头绪的现实中寻找到切入点，很残酷。这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