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位先生，著名的红学研究专家周汝昌评价他时说：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但这样人却是很少的。而著名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对他则更为崇敬：我们近代没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这位先生，1955年向国家无偿捐赠八件精品书画，其中包括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卷和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等，对于稍懂一些历史常识和书画知识的人，以上这几件物什，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件都属倾国倾城。这位先生，参过军、经营过公司和银行、当过教授，甚至一度闻名于京剧界。在他去世时，宋振庭先生撰联：“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不惜身家性命;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豪气万古凌霄。”

　　他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1898年生于官宦世家。幼年入私塾，后就读天津新学书院。1916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当时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

　　除了收藏之外，张伯驹先生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和声望。清末北京的汾阳会馆内有一座戏楼，名叫“民乐园”，他就曾在这里义演过。这期间，他还认识了山西梆子戏名家郭宝臣(即“元元红”)。他的博学，更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

　　难怪大师刘海粟评价他时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名士张伯驹与“诗钟”里的汾酒

　　对于不常接触楹联的朋友们来说，“诗钟”大约是个新鲜的名词，它是在酒令和联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字游戏，只有七言，则一联诗钟总是十四字。至于“诗钟”二字的来历，乃是在拈题构思时，取线一根，一端系铜钱，一端系香寸许，下承铜盘，香焚线断，钱落盘中，铿然有声，有如钟鸣，催人交卷，故名诗钟。

　　在上世纪北京的吟坛上，张伯驹先生的地位是特殊的。1950年创建的庚寅词社成员中，有汪仲虎、夏枝巢等当时的“大腕”，以及周汝昌、孙正刚等小辈，少长咸集，非常活跃。1955年经张伯驹先生倡导，演变为饮后诗钟集，专写分咏格诗钟，轮流在张伯驹与诸季迟家进行。参加者有夏枝巢、章士钊及周汝昌等数十人。其中颇有谐趣盎然的佳作。比如有张伯驹先生的一副《岳阳楼·汾酒》：水气下临云梦泽，曲香遥指杏花村。

　　这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命题作文，参与者数十人，可惜当时诸位大家所作的诗钟多已散佚，唯有张伯驹先生这一联传了下来。单就后一句“曲香遥指杏花村”而言，张伯驹先生对汾酒的酿造工艺还是相当熟知的。杏花村一带有句俗话，曲是酒的骨头，意思就是曲的好坏直接决定酒的品质高低(其他香型的白酒，常以发酵用窖泥或窖池年代的长短决定酒的品质)。按常人的思维，只有“酒香”才是直观的，而张先生不直接说是酒香，而是巧妙地说“曲香”，更准确也更有韵味，且暗合了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他的博学，可见一斑。

　　《红毹记梦诗注》与杏花村汾酒

　　1978年6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张伯驹先生晚年的一本诗集《红毹记梦诗注》。在介绍这本书时，作了如下说明：张伯驹先生晚年因回忆自七岁以来，所观乱弹昆曲、其他地方戏，以及他所演的昆戏，并戏曲的逸闻故事，写成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名《红毹记梦诗注》，其后更作补遗，计二十二首，附于篇末，一并送交我局出版。

　　其中有一首诗是这样的：

　　韵醇如酒味堪夸，疑是清明醉杏花。皆道元元红绝艺，辕门斩子胜谭家。

　　张先生还在后面作如下注解：唐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即山西汾酒产地，元元红山西梆子老生唱法，人谓其韵味醇厚，如杏花村之酒。有人谓其《辕门斩子》一剧，尤胜于谭鑫培。余曾观其演《辕门斩子》，其神情作风，必极精彩……。

　　以上内容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么几个信息：第一，伯驹先生对《清明》诗中“杏花村”的所在地，以及与汾酒的关系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儒，他的推断无疑有着非常重的分量。第二，先生在形容元元红的唱腔时极为赞赏，并将其形容为汾酒，可见汾酒在当时是多么的风光!第三，既然张先生将元元红与汾酒写在一起，说明张先生与汾酒，或者元元红与汾酒，抑或他二人皆与汾酒有着特殊的关系。那么，元元红又是何许人也?

　　元元红，原名郭宝臣，山西省猗氏县北景村人。3岁丧父，因酷爱戏曲，常摹名伶唱腔，偶被名师张世喜发现，带至晋中祁县学艺，光绪二年入京，搭源顺和梆子班，不久声名鹊起，多次应召入宫献艺。

　　这位曾应召入宫表演的梆子戏名家，为人诚恳忠厚，对技艺精益求精，一生恪守不授徒、不摄影、不灌制唱片的戒律，使他精湛的演唱技艺没有能完整地继承下来。从家乡到祁县学艺，一直到二十岁进京，足足有十多年的时间。明清时期的祁县，巨贾云集，富庶繁华，相当于汾酒出口的“海关”，汾酒就是在那里被晋商作为生活必备品和尊贵礼品，带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郭宝臣虽然身为一介戏子，但往往与富家子弟们过从甚密，觥筹交错中品尝汾酒，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光绪年间，京城有名的梆子戏名家便有黄芽韭(本名郝斗明，汾阳路家庄人)、毛毛旦(本名王云山，汾阳人)等等，元元红与他们常有往来，经常在位于京城王广福斜街(这个名字，起初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清代以前是叫王寡妇斜街的，若按汾阳的读音，就是“王广福斜街”)的山西汾阳会馆内“民乐园”献艺，而张伯驹先生，正是“民乐园”的常客。由此看来，张伯驹先生用汾酒形容元元红，不仅因为元元红是山西人，更重要的是，他与汾酒有着不一般的缘分，写下上述诗句，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是个真正的文人

　　名士张伯驹，虽然未曾到过汾阳杏花村，但从留下的文字中，却可以看出他对杏花村汾酒情有独钟。有时我读着先生的《红毹记梦诗注》，便不由想起周汝昌先生对他诗词的评价：“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诗词如此精美，书法别具一格，颇见名士性情。我虽晚于先生百年出生，但他的光芒，感觉却如此之近。

　　这样一位伟大而博学的人，这样一位富有而无私的人，正是因为生在了那个年代，经过了风月与炮火，赶上了炎凉与冷暖，才成就了他的名士风范。也许他的一生并不完美，但正是这种残缺与遗憾，他的光芒才更加不屈和持久。张伯驹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一座精神世界里无法逾越的高山。他始终在演绎着一个“人”的形象，我们由此庆幸，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个伟大的、真正的文人。

　　倘若能为先生斟一杯陈年的汾酒，他的一生，是不是因此会多一些醇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