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念的黄河》系列 蔡荣丰 2001年摄

　　《善念的黄河》系列 蔡荣丰 2001年摄

　　1955年，蔡荣丰出生在台湾南部的台南市。童年时，他在老家隔壁的庙里，看着老艺师们做剪贴、雕龙凤，完成了他最初的美学萌芽。高中考入了台湾南部最好的男子高中——台南一中，当时，他有个高他两届的校友叫李安，校长是李安的父亲。

　　升学时，他考入了台北的东吴大学，专业是电子计算机。也许，从念大一开始，蔡荣丰就开始意识到内心的呼唤，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沉浸在计算机的冰冷语言中，当他加入学校摄影社时，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那将是他人生航程的起点。

　　“那时，我拍的老教授，拍摄的小孩，大家看了都很感动，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天份。但是把美女拍美，我倒是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进报社做报道摄影”。

　　蔡荣丰的选择，跟台湾社会上一辈人的期望不同，他跟李安一样，代表了出那个经济开放政治动摇时代的躁动与叛逆，台湾的年轻人开始追求内心的梦想。

　　大学毕业时，蔡荣丰原本想进报社当摄影记者，但服完兵役后，台湾各报社已无摄影记者的空缺，他进了一家杂志社，开始了同样以摄影为生的另一条职业生涯。

　　这一条路，他走得很拼，很卖命，也很成功，几乎成了台湾人像摄影的一个招牌。一路上，他成了家、立了业，但是，他一直没忘记要转身。

　　在台北一家约好的咖啡厅里，我见到了蔡荣丰的太太蔡青桦。她一头利落的短发，穿着一件精致的黑色夏姿·陈(SHIATZY CHEN)长外套，搭配一串简单的珍珠项链，散发出成功事业女性的好品味。但在讲到先生蔡荣丰时，蔡太太脸上仍流露出40年前少女般的婉约。“从40年前认识我先生，直到现在，我最欣赏他的地方，就是他可以一直为摄影着迷下去，不改初衷。他只要拿起相机，就会忘了自己”。

　　他几次三番想逃离工作，好潜心创作，但家庭、公司、社会的责任，一次次地把他逼回工作中。

　　蔡荣丰说，每隔个两三年，他会抽离一次。东京是他最常去的躲清净的地方，他去过不下五十次。

　　“有次，我在餐厅吃饭，完全不想说话，服务员以为我是哑巴，我也轻松，就跟他在菜单上指来指去”。

　　此刻，我们坐在一幢大楼大堂的活动室里，坐在我对面的蔡荣丰低头看着桌面，我心想，对一个内心渴望一直服从于现实责任的人来讲，短暂的出逃是多么有效的精神疗养。

　　多年来，他在东京、佛罗伦萨、巴黎、纽约、伦敦等地的美术馆间流转，与其说他是在吸收美学养份，在我看来，那更像在为一个流亡的灵魂寻找归属之地。

　　即便这样，平均15年，他会被强烈的焦虑感袭击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出麻疹”。

　　第一次出麻疹，蔡荣丰去纽约呆了一个月。“1996年，我去纽约呆了一个月，在那里接触了大学学弟乾琦”。

　　“乾琦”是蔡荣丰对张乾琦的称呼，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张乾琦，被外界贴上的标签是“唯一一个加入马格南图片社的华人摄影师”，这个在世人眼里报道摄影师的荣耀和光环，在蔡荣丰眼里却有着另外一面的解读，带着朋友之间的欣赏与疼惜，“那时候，台湾的报道摄影语言渐渐没了，乾琦在美国，他有他的文化面，我鼓励他，但他太卖命了，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健康、精神，甚至连生命都有可能。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坚定地走这条路”。

　　1996年的张乾琦，已经结束了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摄影记者工作，刚刚被推荐为马格南图片社的预备成员不久，还在持续拍摄他3年后得到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项目：纽约唐人街的非法移民。

　　张乾琦的卖命坚持，或多或少对有报道摄影情结的蔡荣丰，发出了有力的召唤。

　　之后的几天，我在台北的一家咖啡厅里，见到了张乾琦。谈起蔡荣丰，他说，“蔡荣丰比我早进入大学7年，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台湾很有名气的摄影师了。那年在纽约，他一直在思考，要不要转型”。

　　在全球艺术大本营的纽约，蔡荣丰身上的麻疹病毒被渐渐冲刷干净，他释放掉了工作上的焦虑和压力，像一根拉到了极限的橡皮筋，突然间恢复了弹性。

　　然而，积累了满满能量后回到台湾，等待蔡荣丰的，是目不暇接的拍摄工作。“那都是二三十年来工作结下的缘，每个case都很难推掉”。

　　工作的好处，是让他财务自由，“我并没有在生活上被追得很辛苦”。蔡荣丰在台湾名利场打滚了三四十年，在镜头前后看尽了人的功名利禄，浮浮沉沉，如果名利可以让他内心平静下来，他大概十年前就可以歇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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