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艺术的个识(一)

　　中华文化艺术的个识(二)

　　中华文化艺术的个识(三)

　　编：感觉到您近年来比较致力于山水画的研究与创作，无论您的花鸟还是山水，都表现出一种华滋、简静的美学理想，这是不是您的最终追求?

　　梅：是不是最终追求这还不好结论，但我是在追求一种干净、简静、纯净这么一种美，这可能跟我的心性有关，文化趣味有关。我喜欢简约的、空灵的一种东西，这也算是我的一种美学追求。这种追求，也没追时尚，随大溜儿，也没有讨好什么政治，什么市场。有一种歌功颂德的画;再一种是市场画，追求漂亮、细腻、写实、满、颜色鲜丽。我是纳入我的心性，按着我的喜好创作，所以命题的画，一般都发挥得不好，自己心里想画的，反而满意，有好作品。所以我的花鸟也好，山水也好，都是我心灵上所喜欢的境界。

　　编：美术理论方面，您目前在做什么研究，有没有新著要出版?

　　梅：其实在2000年以前，九十年代以后，我就把主要兴趣放在创作上了，对于美术理论方面的东西其实也算是告一段落，但陆陆续续也有一些讲课、受邀写的文章，包括自己主动想写的文章，还是出了一些文集。比如在2006年出版的一个《近现代书画研究》，2012年出版的《大家不世出》、《以道说文》，也是前些年发表的一些东西结个集。要是现在想出版的话，那谈不上理论著作，可能是把我前些年的一些讲座汇总一下。其实我现在的兴趣发生了变化，就是对于美术理论，我不想再理论，也不想再参与理论，不论是用语言，还是文字，都不想，没有了兴趣，已转变为创作，已于无言。还有一个兴趣，假如写书，那一定是文化方面的，而不是纯美术理论了，有这个计划，应该是文与哲方面的书。我认为所有的艺术问题都是文化问题，所有艺术的观点之争，艺术的理念之争，都是文化的立场问题，或者都是价值认识问题，所以理论问题水火不相融的，都是无法站在一个立场说话。我的立场很简单，我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说话。我认为，几十年来，我们的美术理论不断受到科学主义、西方主义、形而上的政治的左右。所以，我们好多教课书，好多权威言论，在我看来都不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来言说，我想一口反万众，一口拔之乱，那我岂不是自找苦吃吗?,这是我不想理论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想明者自明，知者自知，不明者自不明，不知者自不知，由他去好了。但是，到底目前的美术理论究竟有何实质性的贡献我也不敢说。如果说要是理论，我认为还有好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理论，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多的能力和信念来理论这个事呢。我们目前的理论，大量移植和引用借鉴西方的美术概念，这本身来说，中国的文化就有问题。比如中国艺术的传统本身意象，我们就是个写意的文化，我们是一个以心为主的文化，结果我们非要以科学的理论来修正。前面也谈到了，一个不科学，就把中国文化否决了。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到五六十年代以来，我们不断的在被这些理论所修正，中国画就是被一个外来文化所左右的一个背景，不断地在改正，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也不怕得罪人，在我们美术界确有一些数典忘祖的人，为洋人马首是瞻的人，这个问题潘天寿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就写了嘛，“洋奴隶和笨子孙们”，我认为我们是主动的被殖民，是一种殖民文化的心态，不是洋奴是什么?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这个观点占了中国艺术的主流，一个绝对的压倒势力，比如说“国际化”，因为经济一体化，科学一体化，我们就必须文化一体化，就必须艺术一体化，，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近些年来，我也在国外走过一些地方，所谓的“国际化”，就是美国化。因为美国几十年来已经占据了国际文化的中心，他们主导着话语权，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边缘化的，我们是落后的，在当年的全盘西化的观点看来，我们是土的文化，我们是保守的文化。在当时似乎合理，在今天看来，都要重新思考，怎么中国的文化就是保守的呢?落后呢?如果是土的文化，如果以中性的角度说，亦可，我们有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就是一个田园农耕的文明和文化，但是，我们非要把这个东西的价值跟欧美人的观点比，认为我们就是落后的、保守的，那就是文化上的达尔文主义。西方近两三百年来扮演的角色就是不断的物欲，不断的科技，不断的城市化，不断的把高科技信息向信息化发展、推进，把人类带向所谓的现代化文明。但现代化文明的弊病是人人都看到感受到了，现在北京不是每天都在感受到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利与弊?钱穆所说的“平和的文化”，梁实秋所说的“优闲的文化”，都可能是对的，可能也是不全面的，但他们都看到了中国文化生存态度里的那份恬淡、平实，那种自我安顿。这个与西方的市场化和竞争模式完全是两码事，在往前追究的话，是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或者说是游牧文化、海洋文化向农耕文化的侵略。中国文化以中原的文化、华夏的文化为根本，长江、黄河两岸就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区域和由此而诞生的中国文化的主体，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文化。我们看西方的那个人定胜天，天人相分等，我们的文化已被西方文化所主宰，欧美文化从何而来?不就是希伯莱和希腊文化，实际上就是古希腊罗马和希伯莱文化，这个文化主宰着世界文化。再追就到了古希腊时代，一切以科学和逻辑来说事，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否定。当年二三十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就已经透露了这个问题，但以玄学的告退而结束。现在我们不断的以理工治国，“西马”学者早已说是“工业理性”，人的心灵不断地走向单向性，人不断被单向，不断地被异化，物质化，人脑走向退化、异化，人变成了机器，这有何可讴歌的?但是人们乐此不疲，还以为是人生的圣宴，是文化的福音，我倒看到了另一面，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悲哀、可叹，我们作为中华子孙，恰恰从根本上选择的是否定自己的文化，这不是可悲吗?

　　回到绘画上来，看那些具体的表现，是非我族类，非我文化，非我美学，但它们有一个理由，这是革新的，变革的，这是创造的，那创造是多么的简单。如果说这是新异的，变异的，我认可，如果说是创造的，高明的，那就需讨论了，并非新的东西都是好的，也非异化了的都是好的，比如转基因食品好吗?萨斯病毒好吗?故而人人不深入思考，也不去思考其来龙去脉，就如此选择，而且也几十年来在不断的承受其结果，这是个无可奈何的事情。

　　编：前年，您刊载于《画风》杂志上的长篇《德行日记》，我在去年春节期间有机会都一一拜读，做为学生自豪之余，也大长了见识，获益多多，听说您近来又要出“远门”，这次是否又有什么新的课题?

　　梅：我做事一般随缘，机会来了就随之。所谓“远门”就是要去趟北欧，我过去去得少，是要了解一下，不同国度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还有，就是我想看看海外的艺术珍藏品，还有一点，在这个远行的过程中，让我的身心得到暂时的逃离京城都市化的纷扰，另外，让思想得到更加的活跃，来思考思想和人生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