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帕尔

　　作为马格南图片社(Magnum)的成员，马丁·帕尔(Martin Parr)也被人称为纪实摄影大师，但他对纪实的理解和马格南的传统根本不是一回事：“在以前，纪实摄影的主流定义是揭示真相，观看事物的内在。但是我想告诉人家的却是，所谓的‘纪实’其实始终只是一种主观。我认为，真相如何与怎样来框取真相并不是同一件事。”

　　马丁·帕尔总是不怕戳破真相，有时还很残忍。就像现在这样，他坐在我面前，脸上挂着老好人的微笑，嘴里却说出讥诮一切的答案。

　　若以苏珊·桑塔格的观点，“摄影语言自成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观察和伦理学”，那么马丁·帕尔显然已经在20世纪建构了他独一无二的语言体系。他的镜头如同“毒舌”，蔑视温情脉脉，将社会刮骨三分。

　　《奢侈》(Luxury)、《最后的度假胜地》(The last resort)、《小世界》(Small world)、《生活在沙滩》(Life is the beach)，都是他知名的拍摄系列，人们就像观看肥皂剧一样，围观马丁·帕尔这次又在哪里拆装我们时代的景观社会。

　　何谓他的景观?马丁的解释是，他喜欢在生活之上创造虚构，而他的工作方式就是去发现社会本身的各种偏见，让它们形成交集。他的作品往往色彩鲜艳，画面芜杂，初看之下夸张甚至荒诞不经，但最终却有绵密的、不知来自哪个方向的冲击力，它们可能是巨大的欢乐，也可能是巨大的空虚，偶尔还有人世荒凉。马丁·帕尔一直认为，印刷图像能对人们形成的视觉控制力主要来自“Propaganda”——宣传，而他个人对抗“宣传”的工作方式就是批判、诱惑和幽默。马丁让他的照片成为观照真实世界的途径：我们如何向他人展示自己，我们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平时司空见惯的场景和人物，被他框取后，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表现的力量。

　　《奢侈》系列他在世界各地断续拍摄了多年，马丁·帕尔在马格南网站上发布的这个系列的较近一张作品，摄于2008年的巴黎赛马场Chantily。他的拍摄地，从伦敦、巴黎、莫斯科，到亚洲的东京、迪拜、北京，选的都是一些充斥着物欲和诱惑的场合，比如车展、飞机博览会、艺术博览会、珠宝展、赛马会，出席者努力盛装，被香槟和鲜花陶醉，但到了马丁·帕尔的镜头里，这些盛装的人生之下却有太多破绽，有时它是贵妇帽檐上栖息的一只小苍蝇，有时是华美袍服上的小块污渍。2008年，他在北京拍摄了一组车展，其中有一张，漂亮车模站在亮闪闪的新车旁边，对观众绽露职业微笑，旁边一位西装男子看起来正在偷瞄她的胸部，混杂于车展现场的各种人群和欲望在这一瞬间画面里被表露无遗。

　　马丁·帕尔1952年出生在英格兰南部萨里郡的爱普森(Epsom)。他的祖父是个狂热摄影爱好者，马丁·帕尔因而在童年就深受影响。1970年，他考入曼彻斯特理工学院，学习4年摄影。他的职业愿望是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但在毕业后将近20年里，他一直还需要做一份教师的工作来谋生。他的成名作是一组名为《坏天气》的照片，80年代早期他有段时间生活在小镇，受够了英国人谈论天气的荒谬的热忱。《坏天气》一开始就毫无偏差地确立了马丁·帕尔未来30多年的观察体系：日常生活的荒谬和缺乏意义，意味着只能从某种幽默感中获得救赎。娱乐、消费和传播，这三个现代社会的体征，成为马丁·帕尔关注的对象。《最后的度假胜地》系列使他变得极具争议，他从这一时期开始使用彩色胶卷，画面鲜艳，所有的场景都取自利物浦附近的一个海滨度假地：新布莱顿。在他的画面里，那里垃圾遍地，破败单调，前去度假的人却都表现出十分享受的样子。在《无聊的一对儿》里，马丁·帕尔记录快餐店、咖啡馆里的沉闷情侣或夫妇，《常识》将镜头对准千篇一律的三明治、薯条炸鱼。生活好似被他剥掉了外面那层光鲜的衣服，露出各种难看的赘肉、疤痕。马丁·帕尔的超市系列里，关注的是物质消费和物质欲望。在他更著名的《小世界》里，90年代开始的全球旅游热和人造景观热得到了最可怜的展现。那些在世界公园里的凯旋门前留影的游客，拥挤在日本室内人造海滩上“假装在海边”的家庭，幸福就像糖果一样，包裹在一层五光十色的塑料纸里。

　　马丁·帕尔镜头里对庸众的毫不容情的嘲讽，曾让马格南图片社的创始人、伟大的布列松感到悲伤。1994年，围绕着他是否能够获准加入马格南以及如何看待他极富挑衅性的摄影风格，马格南的成员之间展开了几场激烈辩论，并因为这些辩论而对20世纪的摄影观念产生了长久影响。马格南内部有人写公开信列数反对吸纳他的理由，说来说去，“我的作品与马格南仍在追求的‘关心人类’的摄影完全不相符，事情就是这样简单”。马丁说。但最终投票三分之一反对，三分之二赞同，他还是成了玛格南图片社的正式成员，多元也慢慢成为马格南的新标准。“争论结束，我们继续向前。”对这一事件，马丁·帕尔跟我做了这样的总结陈词。

　　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进入21世纪，马丁·帕尔始终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和中产美学的嘲弄者。他拍摄英国人如同孪生儿一般的客厅和厨房装饰，以及那些无聊派对中无心暴露的尴尬阶级属性。曾有报道说，马丁为了拍摄搬到英国南部，那里可以说是英国中产生活的样板区，他每天出入晚宴、珠宝鉴赏会、赛马会、胎教班，或者只有男性的政治聚会，记录中产者郑重其事的生活细节，总之，“世界就像是为他预备好的一盘笑料”。如果有人恰好在读那本有名的堪称中产阶级教材的《格调》，再看看马丁·帕尔的照片，会发现这个世界被同时打开了两扇不同的门。

　　但是马丁·帕尔说，他并没有偏爱嘲讽中产阶级。“我其实是一直在拍那些‘追求娱乐者’(Leisure Pursuits)，闲暇时光中追逐快乐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自由职业，比如自由摄影师、自由艺术家。你怎么理解“自由摄影师”的身份?比如，“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马丁·帕尔：实际上我自己就是一位自由摄影师，只是我从来不会把这个词随便标注在身上，除非某些书面表达确有需要。我把自己当作一位摄影师来看待，就是这样。我觉得“自由”的含义并无其他，就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通常会同时做两种工作：一方面接受别人的委托，比如为杂志、博物馆、广告商或一些时尚项目拍摄，另一方面，我为自己的兴趣去拍摄作品。它们并非势不两立，有时候虽然是在为别人工作，但只要不是拍广告或某些商业气息特别浓重的题材，你其实还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全世界的摄影师来说，马格南(Magnum)是一个宗教般的带着光环的团体。在没有加入前，你对它抱有什么观感?

　　马丁·帕尔：我加入之前已经认识一些马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后来我就决定提交一份申请。马格南每年会接受一些申请，然后由其他成员进行一轮投票，决定申请者是否可以成为图片社的见习生。说实话，当时围绕我能否加入产生了许多争议，但自从我这种人加入后，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摄影师也陆续被允许进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接纳这些人使马格南开始变得多元化。在马格南的内部其实一直存在着纪实摄影与艺术之间的观念冲突，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加拿大的杰夫·沃尔(Jeff Wall)、德国的古尔斯基(Gursky)，你们属于同时代人，也都对年轻摄影师产生了很大影响。你怎么看待你们作品的差异?

　　马丁·帕尔：我很喜欢他们两人的作品，表现方式和视角都个性十足。很明显我的工作方式与他们有很大区别，但是，我们以摄影为媒介来与世界建立联系的立意却是相似的。

　　三联生活周刊：面对现在的年轻摄影师的作品，你会不会像当年别人看待你那样，发觉有一些东西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接受的?

　　马丁·帕尔：当然会有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我也同时以编辑和策展人的身份在工作。这些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去发掘有才能的年轻人，将他们的作品放到我策划的展览中。我对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中的新元素抱有兴趣，而且中国作为其中一个重要角色也为此做了很多。我手头正在编辑一本有关中国摄影史的图书，里面收入了上千张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当代摄影师。这本影集将在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上展出，接着明年春天会到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进行展览。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开始摄影生涯的70年代，很多西方摄影师选择到非洲、远东冒险，你却跑到那些看似平淡乏味的地方，比如英国小镇赫布登布里奇(Hebden Bridge)。你当时真的确信自己能在那里拍到好东西吗?

　　马丁·帕尔：70年代我在赫布登布里奇工作过一段，不过从80年代开始，我也到世界各地旅行并且拍摄了很多作品。最近我完成了一个以英国为基地拍摄的庞大题目，它主要记录坐落在伯明翰附近的一个小社区，在那里，周围的工业设施大多已经废弃，因为人们都去选择中国等地的廉价劳动力了。我在过去四年中一直专注观察这个地方，并完成了影集《Black Country》的拍摄。

　　确信能拍到好东西其实只是一种愿望。不过当你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间足够长久，你自然可以获得提升。我完成过去那些工作的动机完全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愿望，一种能够接近并了解某个小型生活团体的愿望。之前我经常在拍摄完成之后就匆匆离开，这次我想改变一下工作方式，在一个地方花费足够多的时间停下来。

　　三联生活周刊：最早接纳你作品的人是谁?

　　马丁·帕尔：最早的人?我想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伦敦的摄影者画廊，还有北英格兰的约克印象画廊。是的，很幸运，我在早期就得到了很多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1984年以后，你基本只拍彩色照片了，那种奇特的鲜艳感觉给人印象太深。你的图片做后期处理吗?你用什么相机工作?

　　马丁·帕尔：没有后期处理，那种鲜艳的色彩是胶片以及白天使用闪光灯直接得到的效果。主要是闪光灯的作用使得画面中的颜色变得十分突出和清晰。现在我用数码相机了，那种高饱和度的彩色就会有所减弱。机器我一直用佳能5D，从未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代表作如《坏天气》、《小世界》、《奢侈》、《无聊的一对儿》，都是“系列”。一个系列你最多能拍上多长时间?

　　马丁·帕尔：之前的系列中，比如《最后的度假胜地》，现在仍然继续进行。我从1985年开始拍摄“旅游”题材，下周我也许还要为此去趟长城，我来过中国好几次了，但还没有去过那里。这些都属于长期进行的项目，有些花费我30多年去完成。《生活在沙滩》(LifeisaBeach)也是一样，这个题目我也在中国拍过，比如青岛海滨。我很喜欢在旅游场所观察人。旅游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行业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和拍摄对象交谈吗?比如在拍《无聊的一对儿》、《奢侈》的时候，被偷拍的人会不会感觉被冒犯?

　　马丁·帕尔：这取决于当时情况。在公共场所，像博物馆之类的地方，我拍摄时就不需要和人交流。不过在我最近完成的“BlackCountry”拍摄过程中，就需要从头到尾地保持和被拍者对话。他们感到被冒犯吗?我没有问过，所以我怎么可能知道答案呢?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很多作品都被认为是在讥讽中产阶级的物欲和虚荣，特别是《奢侈》和《沙滩》。为什么喜欢将镜头对准中产者?你觉得他们比穷人或者富人更可笑吗?

　　马丁·帕尔：我其实是一直在拍那些“追求娱乐者”(LeisurePursuits)，闲暇时光中追逐快乐的人，比如那些郑重其事躺在各种沙滩上的人，他们的心态就可以被理解为之前我说的那一句话。我其实拍摄过很多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工薪者、中产者，还有上流社会……说我专门曝露中产阶级的生活并不准确，虽然他们大量出现在我的作品中。

　　三联生活周刊：你做过马格南东京代表处的负责人。你的英式幽默在严谨正经的日本有用武之地吗?这段东方生活对你的拍摄发生什么影响没有?

　　马丁·帕尔：其实英国与日本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首先它们都是岛国，而且有相似的政体。日本人接受了很多英国文化，从足球到音乐，我觉得甲壳虫乐队在日本受到的欢迎甚至超过了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英国。日本的摄影也十分出色。我喜欢收藏日本摄影图书，其中有一些六七十年代的出版物，那一代日本摄影家可以说是天才辈出，而且明显体现在作品写真集的制作与编排上。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什么情况下喜欢上了收藏摄影图书，而不是原作?

　　马丁·帕尔：因为我觉得将图片转化为图书的过程很有意思。我当然了解原作本身的价值，不过我更热衷于收藏影集。我的收藏大体开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目前我已经在布里斯托建了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大约1.2万册摄影图书。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中国找到过有意思的摄影图书吗?

　　马丁·帕尔：我收藏了一些由中国政府制作、用于形象宣传的摄影图书，其中最大的一本书名就叫《中国》(ImagineChina)，重达8公斤，印刷数总共才500本，我认为那是我最美的图书之一。这书目前能找到的仅有三本，我花十几万元收藏了其中两本。我的合作者是一位荷兰策展人，他在图书收藏方面很在行，我们经常一起去跳蚤市场找书，有时候也上古籍旧书网站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