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荟白描作品

　　对于画中国画的人来说，如何用线是一门大学问。线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生命意蕴乃至画品画格，从古到今，已被艺术家们探究了千年以上。特别是中国的文人画，用毛笔在宣纸上画线，实际上把线的文化属性提高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地位，文人画里这个线所包含的轨迹，表现的是画家生命的痕迹，感情的痕迹，你的品味，你的修养，你的个性全部都在这个线的运动中体现出来，也许需要你这个画家用上一辈子的功夫。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线又是极简单的，一个三岁小孩，混沌未开，拿过画笔就天然地知道画线。因为线，它就是点的运动痕迹，而流动性则是它天生的特征。线还具有方向性，顺着一个方向走是直线，方向变幻则成为曲线，封闭起来又转换成形的轮廓……这些物理属性是原始人、儿童和根本不会画画的人天然就可以把控的原理。故线作为造型艺术最基本的元素之一是最容易掌握的，因此，线描(中国画领域称为白描)，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画家贴近生活的表现武器，是看家本领，也是基本功夫。

　　东方人的艺术造型观念，就是以线造型。这是区分西方古典艺术以面造型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东方以线造型有三个与西方以面造型不同的表现特征：一是它的结构性;二是它的平面性;三是它的主观性。面对自然对象，你要写生下来，首先就有一个观察方法问题。是从结构出发还是从光影出发?在光线的照射下，一切物体表现出来的都是光影的效果。眼睛所直观的，包括照相摄影镜头拍摄下来的就是一种明暗的层次和体积的感觉，也就是“面”呈现在你面前。这是物象在你观察当中反映到你眼睛里的一种表象，西方所谓的“写实”正是对这种表象的描绘。假如是黑夜，或者物象放在黑暗的屋子里，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不看见是不是等于对象就不存在了呢?否也!有光也好，无光也好，物体的结构仍是恒定的，并不受它的影响。因此，光影实际上是物象的表象，结构才是物象的本质。东方人观察对象，就是从对象结构的本质出发，这是东方人的智慧。

　　热带风景白描这一部分，绝大多数是在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区的写生作品。八十年代初，那正是我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一沉下去就连续画了两个月。回忆当时的情境，天天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宛如隔绝尘世，似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圣洁之心，只与天地、植物与绿色同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植物，真是美仑美奂。它的结构具有天然的装饰美感，而姿态又是那样的婀娜多姿，这种“齐而不齐”的形式美感有着如同人体一般的异曲同工之妙。更让人震憾的是，整个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就是一片线的世界：白色的藤条缠绕在粗重的榕树气根之上，盘根错节，纵横交错，宛如张旭的草书，划破那密密麻麻、斑斑点点的一片混沌：那是长线、短线、粗线、细线、刚线、柔线、流线、涩线组合而成的森林大乐章，以它浑厚、深沉而铿锵的旋律赋予了大自然最神奇的魅力……

　　可以这样说，你不用线，你就无法下笔去表现这一片眼前的苍茫世界。我要感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老师们教给我的“以线造型”的坚实功底。面对纵横交错、繁复层叠的森林世界，首先摒弃光影的干扰，运用“从结构出发”的观察眼光直击物象。这里来不得半点的浮燥之心和所谓的“大师气度”的一挥而就。必须老老实实地、一点一滴地从一枝一叶画起。一颗树画几个钟头是常有的事，汗流浃背和蚊虫叮咬更是家常便饭的考验。信心和耐心也就从这一笔一划中逐步地树立起来。

　　与西方古典艺术重视立体的表现，强调透视空间感不同，东方人用线注定的是用线表达的平面形式美感的追求。因此，当我沉浸在追寻热带植物结构的同时，时刻提醒自己不是在画植物标本，而是要通过线把自然生态那鲜活的生命和形式美感表现出来，这也就注定了自己必须灌注全部的情感和主观意念上的大胆抉择：构图、构成、取舍、疏密、黑白、方圆、流涩等等……

　　当你面对繁复冗杂的自然对象时，极易被自然对象迷惑甚至被奴役而成为自然主义者。因此线描要求作者保持清醒的头脑，饱满的感情和充沛的精力，要以自然的主宰者的心态来驾驭画面。中国画讲究意境的追求，情由景生，情景交融而成意境。当我熟知雨林的结构，就不再满足于眼前所见的雨林王国，为了心中所生的理想的情境，我不为焦点透视所困，而采用了“挪移大法”把景物在运动中进行了重新组合。元素虽然是实景中的元素，但构成的“新景”则是我心中的再造，这一部分可以称之为“作品”。最典型的作品则是最后的两幅大白描：“藤之恋”和“林之歌”。

　　石涛说：“行远登高，悉起肤寸。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 ,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藤是线，林是点，从一点一线画起，生发出亿万个点，亿万条线。这一点一线所构筑的就是热带雨林的灵魂。我找到了一种植物做笔，这植物的干茎蘸墨后在高丽纸上逆行，既能画出有金石味的线，又能天然地弹出墨点，这大大地激发了我的灵感，于是，凝思聚想，一挥而就。这两幅大白描可谓一气呵成，其痛快淋漓酣畅的感受至今难以忘怀。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的天才，而实实在在地是凝聚了我两个月来的情思和汗水，亿万个点，亿万条线回归为一。

　　1985年，我从喧嚣混杂的深圳调到了桂林。桂林清新的山、清新的水、清新的空气涤荡了近一年来深圳留给我的浑浊之气。我感到又重归自然。站在叠彩山顶上，桂林城山交叠、漓水波光粼粼。一种不可遏制的写生冲动油然而生。于是，我环城360度以线写生，把桂林的山山水水尽收眼底，诞生了白描长卷《叠彩远眺图》。这仍是我热带雨林线造自然的延伸，但也预示着我新的艺术之路从这里开始。

　　人物白描是多年教学生涯的留存。与风景线描相比，多少显得有些不经意。不过，不经意的放松心态所画出来的人体，往往能够还原人体生命的本色，使之生动自然。这也许可以让学生从一种僵硬的学习状态中解脱出来，得到启示，知道描绘的对象是生命本身。

　　古老的《周易》建构起中华古代的时间美学观，即尚“变”美学观。易者，变易也，世间一切都在变化流迁，整个宇宙是一个变化无休的大历程。“周易”对自然宇宙人类社会的运动抱着进化的文化观，认为美在动的自然生命的流溢之中。宇宙的演化，生命的流逝从时间的变迁来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线性的流动。老子的“道”无边无形，“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抓摸不着，却能被人体悟，因为“道”总是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永远在向对立的方向转化。从科学的角度讲，尽管线的形态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但东方人看重视觉生命的直觉感受，以形而上的高度体味流动的线不仅仅是物理属性的运动痕迹，而应视为宇宙和生命本质的存在方式。我想，这也许是东方人选择以线造型的最根本的缘由。

　　先秦儒学看到了人之个体生命的有限，于是追求人的群体生命的延续，企盼无限的人生。先秦道学却热衷于追求人之个体生命的永生，向往人之精神与自然的合一境界，化自然之无尽生命为人生精神生命的无限。两者内含的线性流动凝聚成中华的书法艺术，被升华与净化的线条符号象征世界的流变，生命的流韵，由于它的抽象性意蕴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正如佛家的“一滴水见大千世界”，整个宇宙人生均在此一笔一画中现出光辉，生气灌注，人情流溢，而哲理美韵隐逸其间。

　　当我了悟艺术归根结底要回归到“我本向由”的真谛时，我的线描也经历了一次大彻大悟的“解放”，这便是“即兴白描”的诞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殉“道”者的祭品。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道”也是有无相生、虚实相依的统一。“道”既包含并产生“象”，但更着眼于对生命本原的追求。超以象外的形而上表现，是超越具体时空进入无限时空，即为“胸罗宇宙，思接千载”，对整个人生、宇宙的哲理性感受。也是对道的观照。旨趣是以畅神和精神自由为最高境界。

　　美感和审美形式潜藏于画家对自然人生的感知把握过程之中。画家对美的感觉潜力简单就是一种天生禀赋。结构美，形态美，色调美，线条美……一经触目感怀，就能抓住不放，把个别性转化为整体性，自觉地重组大脑中贮藏已久的和眼前触发的审美感受复合为艺术生命结构，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同一，融化胶合。进而解衣盘礴，健笔凌云，驰聘纵横，天马行空。不要刻意描绘，而是含道应物，创造一个意味无穷的自我世界。

　　我想，在当下鱼龙混杂的混沌艺术领域里，这是我的现代白描可以存在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