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意境往往伴随着诗意，这种诗意承载于由画家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转化成艺术作品后所传达出来的美感中，或浓郁，或散淡，或静气，或清雅。绘画中的诗意性美感不是兴之所致信手拈来可以得到的，而是艺术家经过观察、体悟、想象的再创造，是主观情思的表达，包含了由客观自然引发的联想和启示。这种美感是以对事物高度概括和抽象为要务的一种自我内心的主观表现，是对视觉经验的升华和对心灵世界的开拓，它表达的是一种哲思的人生态度，也是中国绘画推崇的理想境界。

　　范存刚的花鸟画传承了先贤的章法和笔墨，远学陈淳、徐渭、八大、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近师王铸九、吴悦石先生。他们个性有别、风格迥异，但是都对传统文人画原理有深刻的理解和具有鲜明的个性面貌，从而也深深影响着范存刚的人格与画风。范存刚受吴悦石先生的大写意绘画影响，吴悦石所画题材颇为广泛，在花鸟、山水、人物等诸多领域皆有自己的创见与发想，道释、儒流、仕女无不涉猎，尤喜画钟馗、侠隐之高士，特别是在画作中所映现出的氤氲超逸之气与旷远高尚之趣，正大和平与清微淡远的人生气象与襟怀，正契合了中国文化精神深层的气质。吴悦石认为，静气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单单是画，书、诗、做人也一样，八大的笔墨虽以放任恣纵见长，但画中仍有一股静气。通过长期体悟和实践，范存刚决心用清新的静气温养着自己和艺术，努力企求这种境界，并在他的作品中有鲜明的反映。

　　文人画传统讲究诗情画意，提倡诗、书、画的全面修养，而把诗放在第一位，一定有其原因和合理性。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主张“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推崇王维“画中有诗”、情景交融的境界，这是文人画审美取向的标准，一直对后世水墨画影响极深。宗白华先生说，诗意的境界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不是停留在技艺的层面，而要上升到表现思想情感的境界。“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一方面是指画作的含蕴深刻，意象悠远，令人遐思，把诗文直接书写在画幅上，寄情于画，点醒作品的主题、意境，记录作者的感受，画中不单单是物象的客观再现，而是画家主观感情的挥写。另一方面，画上题诗，以书入画，阐述画意，抒发情感，画龙点睛，使诗情增添画意，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进一步加强了绘画用笔用线的表现力，正所谓笔精墨妙之极。书法式的用笔为画家重视，只有在高度重视笔墨技法的同时，更加重视诗的意境、诗画一律、以诗入画，才能从根本上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文脉。现代中国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等人无不饱读诗书，诗画兼工，在绘画中注重诗的意境的营造。

　　范存刚是一位重视在作品中表现诗意的画家，他的作品含蓄，内敛，耐人寻味，蕴含的诗意是“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是“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是“无主荷花处处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流失在很大程度上是诗性的流失，在商品拜物教盛行的社会中诗的精神价值一再贬值，这也就从内里抽空了中国画传统文脉的底蕴。在这种情境下，范存刚作为诗画写意的才情更显难能可贵。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现在社会，现代人愈来愈被物化，诗意渐行渐远，不再用哲理的眼光审视自己、观察事物和对待生活。因此，如何在享有物质生活的同时，现代人能够在精神的家园中“诗意地栖居”，这也是应该提倡的一种态度。

　　清唐岱认为“气韵由笔墨而生”，明陈继儒则在《盛京故宫书画录》说，“文人之画，不在蹊径，而在笔墨”，郑板桥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谈的都是绘画中的形质关系。范存刚的花鸟画散淡放松，没有任何刻意造作，略带悠然见南山的气息，这些浅淡、空灵的大写意花鸟，真可谓“淡墨写出无声诗”。他的作品，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巨幅，而是恰到好处的尺寸，亦体现了他一种观察和品味生活的方法和态度。在他的画作前，迎面扑来的是一种清新柔和色调，一种生动而和谐的大自然气息，引人进入本身便具有诗意美的紫藤、水仙、牡丹、芭蕉、荷花、丝瓜、梅花、八哥等等，这些都是大自然中的生命和生灵，又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内涵。想象一下“江边聊一醉”的情景，看看丝瓜晃悠的“三思图”，还有装在篓里的“紫袍加身”的茄子，笔法率意自由，气象散淡、平和，微妙体现了自然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有机联系，又含蓄地表示了了禅机处处有的意味。所以，他描绘出的一花一鸟，浓淡隐显，红艳绿翠，都具有形散神不散的意境之美。

　　范存刚植根于传统，关注绘画与当代人们生存状态的关系，潜心研习大写意花鸟画二十余载，作品既有传统文化精神，又有现代气息；既多方取法，又独抒己见，融会贯通，纯净的笔墨不媚俗，避免了时代的浮华，散淡中带着诗意。祝愿这位作画和做人皆从善如流的艺术家在大写意花鸟画领域的探索与开拓中，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