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秋天，我收到上海某美术馆的邀约，在上海做了一个和“建筑——城市”有关的现场“艺术作品”，听起来有点“行为艺术”的意思，其实其中掩藏的企图并不难理解——除了那些熟悉的数字，地名原是我知识视野中的，我也想切身地、具体地理解一下两个城市之所以不同的奥秘。

　　这个叫做《非常尺度》的计划包含两部分，分别涉及如何在一个陌生的语境中理解人们熟悉的水平和垂直的尺度。《在上海走一次紫禁城中轴线》是把北京“搬到”上海，计划是在外滩以南的城区，按照紫禁城的大小和结构，等比例同方向地在上海标识确定出紫禁城主要宫殿门阙的位置，比如午门、太和门、太和殿……各自对应着在上海闹市区的每个地点，由此在上海看似不可能地“规划”或者说“体验”出整个一座紫禁城。《水平的环球金融中心》计划则转移到浦东新区的陆家嘴绿地，是把垂直转为水平，我用一根红色的丝绳，按一个方向拉伸开492米的长度，由此，在水平的方向上我展开了一座环球金融中心的尺度-高度。

　　实施这个计划基本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除了绳子(第二个计划)和胶带(用于在第一个计划里帮助标记精确的坐标)，我买了一罐颜色可以逐渐褪去的喷漆，揣在大衣夹层里，用以暂时标定我所认定的地点，另外就是一份详细的上海市区地图(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方便的手机GPS装置)了，好同时在纸上和实地进行标记。整个“作品”实施的过程也非常顺利，我从南市区破破烂烂的区段开始，一路走到外滩高大上的江边公园，只有在最后才引起了警察叔叔的注意，可是等到他走过来质问我之前，我已经飞快地离开了。

　　两个艺术计划是相同尺度的不同上下文的比较，其中感受和经验的落差是巨大的。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城市和传统中国城市的混合类型，而且处在长江入海口的水岸边，城市街区的尺度和构成结构都和北京有着巨大的差异。尽管之前已经详细地标定了地图上的位置，要把两个城市中距离完全等同的两个地点联系在一起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一路念叨着“下一个是中和殿，下一个是保和殿……”，却为我实际看到的景象感到意外，在另一个空间里原本是庄严的、密闭着的宫门的地方，现在是尺度相似却敞亮喧嚣的商店橱窗，红男绿女从窗前鱼贯而过……

　　在“移植”以后，一些在地图上没有反映，现实中却有很大意义的在地条件(local condition)反而变得格外清晰了。比如紫禁城的尺度是靠中轴线上若干点之间的“空白”来展示的，皇权的威严强化了肉体的渺小和空间的空旷感，但是在上海大致相等的一条直路，因为两旁林立的店铺和不均等的条件，变得“弯曲” 了，使人丧失了清晰的尺度感。总的来说，比起北京，在上海闹市行走相同的距离心理上似乎要“长”一些，因为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但是可能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解释角度：上海的空间和北京比起来愈发细碎，因为体验的单元，或是感知所能概括的原子更“小”。更不用说，当代的上海并不仅仅是脑海中浮现出的小街小巷，从浦西往浦东的方向去，尺度逐渐变大，而密仄的城市也逐渐成为今天一般乏味的“新城”了。

　　诚然，在新的城市文脉中，无厘头地“移植”过来的尺度断然是没有意义的，而我也是过于“特意”地挑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可是现场的错位还是强化了这样一个观念：人类经验的“测量器”的误差其实是很大的，大到单纯的物理指标已经完全不能反映空间的实质——“误差”的来源值得我们深思。

　　这恰恰也是我在平时的建筑设计实践中耳闻目睹的现实。尺度既是抽象的，便于规划设计的实施和互换，尺度又必须是具体的，绝不能仅仅从没有参照物——物质的、文化的、生活的，参照物最终是“人”——的电脑屏幕上硬生生地剥落下来。

　　在《癫狂的纽约》中雷姆·库哈斯讲到了摩天楼的起因及其对城市的影响。比起水平方向上城市格局的改变，“垂直的城市”更能反映某种当代境地。“垂直的城市”中，净增的建筑面积只是那令人生畏的尺度的一部分托辞，真实的理由还有那高度自身。在向来低伏的中国城市，它象征着崭新的现代性的美学，与此同时，那高度还带来了一种陌生的、进退两难的城市经验：过去，我们既“看不到”，也“去不了”——比如紫禁城——今天的城市却永远是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现实，对匍匐在它脚下的，以及在静静的写字楼里向下观望的人们都是如此。

　　那根492米的丝绳是环球金融中心的高度-长度。它拔向晴空的高度和在陆家嘴的一大片绿地上展开的长度的区别在于，经由某种漫步，后者可以顺序遍历，而前者却无法完整地体验，它是一种注定互相分离的都市切片的上下叠加。

　　看起来，这种差别是由高楼旅行者的速度直接决定的。陆家嘴绿地上放平了的492米 ，其实是饭后一次愉快散步的距离，沿途的风光是连续流动的，而摩天楼里的492米只能乘坐和百米冠军速度略等的电梯(每秒10米)。新的、更高的上海中心设置了100部电梯，据说其中包括3部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可以达到每分钟1080米(每秒18米)。它们不是载人到达生活里某个亲切的角落，它们分明是要在这摩天大厦中一飞冲天。

　　有别于荒漠空旷的紫禁城，也不同于和建筑中的基本出发点——重力——作斗争的一里路高的大厦，作为市民城市的老上海呈现出更可感的尺度，两个项目的连接和碰撞发生在上海这样一个空间的临界点，中—西之间，也是过去和当代的夹缝中。

　　在这里，空间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连带尺度也变化了，尺度既是实有的、精确的，又浸透了人情、人的生活以及人们看待它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