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学年开始，学生们带着对知识更高层次的追求到他们所选定的学校报到或返校，然而，在这个充满愿景的时刻，我却不合时宜地感到一丝隐忧。

　　我自2001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教授一职，现在亦兼任大学的文物馆馆长，该文物馆扮演着大学教学博物馆的角色。十多年来，我见证了每年九月的开学与六月的毕业季。我们艺术系在创作艺术的不同领域中培养本科生与研究生，包括传统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而在艺术史方面，侧重于中国艺术历史传统的研究。虽然艺术系在中文大学人文学院规模最小，每年依然有30多位毕业生。

　　对于占毕业班大多数的文科本科生(BA)，我并不那么担忧。他们的修习阶段相对较短(通常三至四年)，对毕业后的选择也有合理的期望，包括继续进修或工作。我亦不过分担心我们的艺术硕士生(MFA)——作为抱有宏愿的艺术家们，他们仅仅接受两年的额外训练，也往往明白前路漫长而艰辛。同样，年轻的艺术史哲学硕士(MPhil)或继续学习，或进入商业画廊、拍卖行或艺术出版社，积累数年的带薪见习期，也算学以致用。

　　然而，那些博士生将何去何从?他们花费四或五年(或更多)时间，参加严苛的学术研讨、进行实地研究以及参加大型会议，并且将数年的努力与批判性思维的成果总结成学位论文。当他们自豪地取得博士学位证书并告别校园时，香港为他们准备了什么?我想，恐怕微乎其微。

　　不同于美国、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在香港，将艺术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起步晚，这意味着给予专业艺术史学者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在香港八所高等院校中，仅有两所开设艺术史课程。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聘用了四位全职教授和几位副教职与荣誉教授，而所有上述职位皆只针对中国艺术而已。香港大学的学系成员略少于中大，可是当中也包括非中国艺术史传统教育的职位。其他学院则将艺术史安插于更宽泛的学科中，如文化研究或东亚或中国研究，并通常仅聘任一至两位艺术史学者。因此，整个香港的艺术史教职严重缺乏，又因这些学院倾向聘用海外受训的博士，使问题更加复杂。年轻学者往往要等待数十年，直到现任教员离职或退休才有职位空缺。

　　博士的另一个职业选择是博物馆策展职务。香港只有一所由政府运营的艺术馆，即香港艺术馆(至于隶属于西九龙文化区的M+博物馆，定于2017年才开馆，暂不属此列)。香港本地惯例是将策展人作为公务员聘用，这意味着无论是博士还是本科毕业，在最初招募与聘用时的待遇相同，薪金与职务亦相似。对于获取博士学位所花费的额外数年研究与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并未受到认同。策展人被视为行政人员而非学者;他们因为其处理错综复杂的官僚程序的能力，而非执行独立研究的能力，而受到肯定(并往往得到擢升)。这种惯例亦被大学博物馆所承袭。兼任行政工作的策展人没有进行研究、发起展览或相关项目的动机——亦没人期待他们这么做，官僚的屏障甚至可能会阻碍他们开展各项活动的尝试。

　　相反，香港的毕业生在其他地区却备受尊重。内地生为了在香港寥寥可数的博士学位而激烈竞争，因为毕业回内地后前景光明。本系的博士生毕业后任职于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及四川大学，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另外有位毕业生现在正在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担任资深策展人。

　　为了在香港推动对艺术的认识与理解，我们必须为本地毕业生弥补缺乏的机会。对于各间大学来说，或许不可能马上扩充艺术史课程，比较容易办到的，是博物馆给予艺术史博士得到应有的认可，并视他们与各大学教员拥有同等知识地位地进行招聘。博物馆与大学一样，亦有教育的功能。但大学仅教育特选的少数人， 博物馆的教育则以展览与相关活动执行，面对的是更广泛的公众。世界最大之一的公共教育机构便是一个博物馆丛——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

　　香港正努力提高在艺术领域的认受度，并且也为西九龙文化区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它亦需要为这些文化机构投入相等的资本来扶植本地观众。或许，提高对艺术方面的学术研究的认可、尊重及奖励，将会是一个良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