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安的作品几乎一直拥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氛境，这使得他的绘画风格在当代水墨画坛堪称明显的“异相”。面对他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大型的“创作”，传统的阐释方式会陷入“失语”的无奈，但他的作品透溢出来的当代文化气质，尤其是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又令人将解读的目光朝向作品的深层内蕴。

　　刘进安对人物的关切视角源自在社会遭遇急速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艺术家个体由于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动而引起的内心的强烈震荡，这种震荡所导致的人物关切角度是极具个人体验式的，由此也构成蕴含独特经验意识、不可复制的珍贵图像。他的最大特点是将“人”的存在状态理解为一种原始的状态，穿透其外在的身份、表情和外饰系统的“形象性”而直捣作为人的存在本源的“灵魂性”存在，这种超越表象的穿透力的水墨人物一开始就具备了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而又使他朴素的“终极意识”。在他九十年代的水墨人物中，人的存在就是近乎“还原性”的，由一个个紧张的影像表现出人的本能意志，他们或惊恐或迷失或镇定，都传达出了一种现代性的“焦虑”，既是现代人的处境，也是画家的人文心理。在艺术上则表现为具有“原始”存在感的粗野画风。这种生存体验在刘进安的作品从单体扩大到群体，特别是那些看不出具体环境的群体，在一个个被抹去个体身份和细节的类似“灵魂性”的人物表述中，空间被全部挤压在一个密不透气的容器之中，被象征着现代生活的高压电线所包裹。由此，他的笔墨语言也成为“抽象”出来的“符号”，其存在方式也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痕迹，被安排进一种具有“水墨构成”意识的空间之中。

　　总体上看，刘进安的画风基调变化不大，但在“变形”的造型中不断地加入了他率性的语言，并且将这种语言变为一种社会学的叙事。在由“原始”与“现代”的生存环境叠合中筑起“紧张压力”与“矛盾冲突”。他对于特定“社会性”和“事件化”的关切，构成了他人物画关切的另一种维度，并同时引发了他去探索表述这一向度的水墨新形式。在他的作品中，以“墨块”为视觉主形式的笔墨与自由而畅快的“线”交叠加上皴擦效果的施笔具有了强烈的言说感，甚至于有一种“漫画化”和“涂鸦感”，人物被“错乱”地置于半显半隐的图像叙事和绘画结构中，像舞台上不同的角色汇成喧哗的奇观。由此可见，他对所关切的人既带有某种终极色彩的哲学审问，也向具体的“现世”转变，每一幅作品都带有当下感受的“新闻性”，也有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生活“现实感”，构成了“理念之人”的“寓言化”与“现世之人”的“问题化”的叠印。总体上，刘进安的人物关切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多样的，那种由“心灵感应”出发的超现实的“幻象水墨”，也有对现实问题进行社会关切的“具象水墨”，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意绪的视觉呈现。

中国美术馆馆长 范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