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引领的巅峰

　　中国山水画的流变，从起源、发展直至形成各个流派，不论墨色上的研究、技法上的创新，还是构图上的设计，观五代、宋朝至元朝，风格上的每一次巨大转变形成了每一个时代与众不同的山水画风貌。精工富丽的画作辞章在元代并不适用，独特的政治环境使得元代作品皆闲逸潇洒。元代山水画的主要作者是士人。由于元代的士人屈居下僚，多数没有关乎国家民族的大事要做，故对隐逸产生无比向往。科举的中止加上无奈的等级制度，只好将精神寄托放于绘画上。退隐后与自然相伴，首先摆脱的就是华丽生活带有的浮华之气。相比精致的宫廷画，古拙的元代绘画风格带来的直观感受更为真实质朴。如刚劲的线条难以塑造太多可以表达情感的景物，笔墨的轻重粗细愈丰富，所能产生的效果也就愈多。赵孟頫追求古意，对于南宋以前变化多样的技法推崇发扬，正是将绘画艺术进行新的变革。浑拙朴实的艺术效果也符合当时士人的心理，使得画作赋有浓郁的文人气息。倪云林的虚实相生，吴镇的厚重湿墨，王蒙的繁密景象，黄公望的疏朗俊秀，还有上文未提及的唐棣、曹知白、高克恭等等，元代山水画家们颠覆审美，以独特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令意境无限的元代山水画在中国山水画史上达到一个巅峰。

　　对于如何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质并拥有艺术价值的画作，实际还是重在画家自身对绘画的研究与创新上。例如王蒙，以一种特殊审美取向追求另类美感，在前辈画家身上学习而后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风格成熟后的画作再难辨出之前所学习的赵孟頫的痕迹。再看黄公望，为描绘真实的风景，时常带上工具观察写生，日复一日。虽没有画院提供安逸的创作环境，元代画家同样能够在荒野村落里给后人留下珍贵宝藏。是故好的画作在笔墨间，更在主导创作者意识的心间。自从倪云林提出作画是为了“自娱”的观念，便开始出现里程碑式的作品，这种不同凡响的意义在士人眼里实为独善其身。逐渐消磨掉消极反抗情绪，取而代之的是平心静气的士人态度。再者，技术上的炉火纯青加之自由的诗词创作，诗词绘画相得益彰，诗画同境的元代山水画营造出伟大的思想境界，给后人带来太多惊喜。清雅灵秀、高雅淳朴、甚至不尽凡尘，元代士人们避开了刚劲有力的景象特征，而配合画作清丽柔美的整体艺术风格。明代戏曲作家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对黄公望的士气进行了论述：“所谓士气者，乃士林中能作隶家画品，全在用神气生动为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观其曰写而不曰描者，欲脱画工院气故尔。”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更加注重主观感受而把山水特有的情趣别有生趣地展现出来。这便是为何元代山水画的发展如此惊艳。

　　潘天寿在《论画残稿》中说到：“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虽咫尺之隔，往往辛苦一世，未必梦见”。师法自然最能使作品达到高境界，董源、巨然的素雅青淡之画风，是元代山水画的主流。 萧条平淡、清高脱俗、明快透澈，不同的画风与醇厚的情感带来的直观感受就是直入心脾、耐人寻味。作为一个尚隐的时代，元朝士人往往带着具有道德力量的丰富情感来创作，无论和平之气还是愤懑之情，在画作中皆以一种高境界传递给读者。以冷寂荒凉的意境来真实表达个性与情感，诗书画的结合使作品更带文学的叙事性，迥异风格背后的主旨一脉相通，元代士人让文人画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命。在士人眼里，统治者的独特身份，政治上的特殊性虽然决定了他们的前程，但能够将自己心扉敞开来接受现实并自寻乐趣以达修身养性之目的，才是生活最本质的追求。并且，元代山水画家们做到了。

甲午秋月于田石书屋

文/谢 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