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12日，由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容庚教授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20届年会在广东举行。记者就古文字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等采访了与会学者。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年近八旬的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教授曾宪通介绍，1978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时，国内古文字研究人员青黄不接。“20世纪70年代后，地下文物出土迎来黄金时代，新文献层出不穷，此前几乎没有出土过的简帛文献大量出现。”其间，我国古文献出土和古文字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吉林大学副校长吴振武对此也有切身体会，他表示，现在我国古文字研究已从“青黄不接”改变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年轻学者。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四川大学等单位已成为古文字研究的重镇，“不仅人数比30多年前发展壮大了很多，而且年轻学者都很优秀”。

　　与此同时，国际学界对我国古文字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研究队伍也不断扩展。如前几年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中国古文字研究中心(由汉学家夏含夷主持)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表示，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本来就是国外汉学研究的重点，随着中国古文字研究的持续走热，国外汉学研究中有关中国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新材料层出不穷

　　丰富的、新出土的古文献直接推动了我国古文字研究发展。吴振武说，现在出土文献很多，如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的楚简、清华大学的楚简、北京大学的秦简和楚简、岳麓书院的秦简等，几乎每年都有新材料出现，这就需要大量人才来研究。他表示：“从研究的角度说，身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幸福，可以看到很多前人没有看到的材料。”也正因为看到更多的古文献，年轻学者的成果每年都有新突破。

　　刘钊谈到，王国维曾说“新材料带来新学问”，古文字研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认为，推动近几十年我国古文字研究快速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教育投入的提高和对传统人文学科的日益重视，使古文字研究得到更广泛持续的资源支持;另外，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古文字研究在资料收集、出版方面更加快捷。

　　“最近几十年我国古文字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有关古文字研究的会议、课题、著作、论文涌现。二是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学者增多，尤其是年轻学者。三是以古文字资料作为研究素材的学科越来越多。”刘钊表示，具体成果上，仅新资料整理就有甲骨方面的花东卜辞、村中村南卜辞，金文方面的豳公盨、叶家山铜器群等。

　　促进古文字多学科研究

　　我国的古文字研究有优良传统，前辈学者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曾宪通说，容庚先生等老一辈学人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开拓的道路和使用的方法也影响了新一辈，他们主要靠经验积累，比如，容庚先生使用的是目录学。“老一辈通过搜集做目录，现在的学者则可以使用电脑和网络搜索工具。”

　　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曾宪通表示，新出土的材料，有些连古人都没有见过，有些虽然见过，但屡经传抄，难免讹误。因此，研究新出土文献可以纠正一些前人的错误。其中古人都未见过的材料，更是重点研究对象。

　　刘钊认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已进入黄金期，今后的研究应加快新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速度，整合全国研究力量，对大宗资料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联合攻关，避免低质量和过多的重复工作。同时，注重工具书的编纂，探索出一条培养后备力量的切实可行的路子。此外，还应加强与相关学科的交融和整合，一方面让古文字资料可以为相关学科所利用，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相关学科知识，对古文字资料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