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人谓：大道至简。简，一直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特征。如何简法?那只能是减了。但中国人物画，简非减，减亦非简。且听一说。

　　广西、云南、新疆等很多地方的原始人物岩画，非常简单、简练，透露出独特的艺术气息。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它们的功能主要是标识、纪录，或表达信仰。贡布里希说，一次某艺术家在非洲的一个乡村画了些牛的素描，当地居民很难过地对艺术家说：如果你把它们随身带走，我们靠什么过日子呢?摄影机刚发明的时候，有人担心摄影会把人的灵魂带走。

　　可以认为，这些岩画虽极简练，但没有艺术上的文化自觉，故尚不能称之为“减笔人物画”。

　　马王堆出土的战国龙凤人物图，也非常简洁。西北地区出土过一面东汉墓壁画，画的是门卫，艺术性很高，非常生动，线条自由活泼而苍劲老辣。相同的画还有很多，已经具有减笔人物画的构成元素，只是还没有减笔人物画的文化自觉而已，故只能称为“简笔人物画”。它很像孩子们画的画，非常稚嫩，但充满生机，毫不拘束，看了令人激动。但儿童画在文化自觉上，却是盲目的。但这不代表它没有存在的巨大的文化价值。毕加索就下过很多功夫，专门研究非洲原始艺术和儿童绘画，吸收了很多营养。

　　书法的道理也一样。白谦慎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名为《与古为徒与娟娟发屋》，里面就有这层意思。在书法上师法“穷乡儿女造像”并有大成者，有著名的书画家徐生翁先生，广东贾博鸿就学徐生翁，非常出色。

　　唐代人物画非常发达。可惜，没有典型的减笔人物画供欣赏。历史发展到了五代。此时有两个著名画家值得关注。一是贯休，一是石恪。两人都以画佛像和罗汉等出名，贯休画以工笔线描出之，非常严整、清奇。石恪呢，开始粗笔横扫了，非常奔放、粗鲁，甚至狂肆，是大写意人物画的著名人物。此时，石恪的画法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他这么画，背后是禅宗的义理。

　　现代画家潘天寿早年画过一幅很有名的作品，可以看出，深受石恪的影响。正如题目写的：一身烦恼。让人看了不舒服，过于狂放。

　　减笔人物画的高峰，在石恪之后不久的宋代，出现了。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和《李白行吟图》，是中国减笔人物画史上的两座高峰。今天我们看去，非常了不起。但在当时，不少人是批评梁楷的。这很正常，米芾就批评过颜真卿粗鲁，说他的字如田间汉叉手而立。

　　但照我看来，梁楷的大泼墨、大减笔还是比较拘束的，因为毕竟还比较在意形象的似与不似。真正打破形象限制、完全以书入画作人物的，是明代的徐渭。可惜，徐渭的人物画，几乎全是山水画的点缀，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直到清末，广东出了个苏仁山，才将减笔人物画真正独立出来、完善起来，笔精墨妙，大气磅礴，醇厚渊深，将减笔人物画推到极致。齐白石对苏仁山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仁山神妙”。齐白石的减笔人物画也极为简练，成就很高。齐白石画可排序为：花鸟第一，人物第二，山水第三。

　　此后，文人画衰微，蒋徐体系崛起并笼罩画坛。

　　徐悲鸿有件作品值得一看，《李印泉像》，他的代表作之一。此画，面部刻画极为精细，随类赋彩，但其余，则以非常到位、扎实、刚劲且减无可减的线条完成，气象高华。难以想象：李印泉伟岸、庞大的身躯，就是由这几根线条支撑起来的。假如徐悲鸿的线条稍有不递，整个李印泉便当垮塌。它的线条已经少到不可再少，做减法，可谓减到无法再减。可惜，徐悲鸿没有在脸上做减笔文章，否则，它将是非常伟大的减笔人物画。

　　后来者，因为根本就没有徐悲鸿那样的书法修养，所以，画得再准再简，也难以达到气象高华的高度。杨之光和刘济荣，南中国人物画坛双峰并矗，功力深厚，造型能力超强，也有许多笔墨不多的人物画，摄人眼球，但因为书法水平难以望其师徐悲鸿项背，故均只得其简而未得其减。如刘济荣的《奔牧图》，笔墨少得不能再少，却激越、磅礴，痛快淋漓。然，仍为“简笔画”而非“减笔画”。

　　中国减笔人物画的高峰，止于苏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