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沈周 《卧游图》之三

　　37.3cm×27.8cm 故宫博物院藏

　　《卧游图册》中的花鸟禽畜都是文人花鸟的实证。例如该册页第五帧(《秋柳鸣蝉》)，题画诗为：“秋已及一月，残声绕细枝。因声追尔质，郑重未忘诗。”作品以淡墨画柳枝，浓墨画蝉身及足，极淡墨画蝉翼，薄而透明。此画起止仅数笔，而秋蝉畏凉卷缩之态已极为生动。从构图上看，柳蝉与诗作各占画面一半，相映成趣。

　　蝉在中国艺术中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物件。在古人看来，蝉是神虫，它代表着生命的轮回。秋柳之衰，映射着一个生命即将逝去。淡墨几笔，已然画出生命轮回的千古秘蕴。五百多年来，这幅画已经成为描述秋声的经典，深深融入后世中国人的视觉意象中。

　　再从形制上看，沈周卧游图的即兴特点体现为小中见美。沈周在绘画形制上的喜好经过了“小—大—小”的过程。年轻时(四十岁以前)多作“盈尺小景”，四十岁以后“始拓为大幅”，此后几十年，沈周的大量山水画要么“高”(立轴)，要么“长”(手卷)，在规模尺寸上给观者的冲击力是相当大的。不过，到了老年，沈周似乎又向小幅回归，美不一定在“大”。很多时候，外在的大规模对人视觉的影响是暂时的，很多小的作品却令人回味悠长，甚至终生难忘。在继续一些大幅画作的同时，晚年的沈周创作了许多册页。据王凤珠统计，沈周“现存画目”中画册多达四十三册，而这一统计应该还不是全部。

　　董其昌曾称赞过沈周的画册：“写生与山水不能兼长，惟黄要叔能之……我朝则沈启南一人而已。”沈周好友吴宽曾记载其所作的《卧游图册》：“石田翁为王府博作此小册，山水竹木，花果虫鸟，无乎不具，其亦能矣……若夫吮墨之余，缀以短句，随物赋形，各极其趣，则翁当独步于今日也。”再次，在沈周后期的艺术创作中，体现出明显的“寓目辄书”“因物赋形”“缘情随事”的特点。《卧游图册》的即景即画正是这一特点的例证。

　　明 沈周 《卧游图》之四

　　37.3cm×27.8cm 故宫博物院藏

　　沈周作于一四九四年的一部共计十九开的《写生册》是其花鸟画的代表作之一。在画册题诗上，沈周告诉观者，这些作品无非是“随物赋形”的“戏笔”。他说：“我于蠢动兼生植，弄笔还能窃化机。明日小窗孤坐处，春风满面此心微。戏笔。此册随物赋形，聊自适闲居饱食之兴。若以画求我，我则在丹青之外矣。”《卧游图册》中的多幅画作，看起来就像是信笔拈来，如《秋山读书》一幅。这幅画作透露了沈周对庄子思想的偏爱，同时，几乎是画家实景之描摹。他通过此画，画他的思致，画他这种思致在生活中的展开，在秋山一隅，披读庄子的《秋水篇》，是即目即景式的。这正反映出吴门画派对即兴式创作的重视。

　　三 平和之蕴

　　沈周《卧游图册》反映了吴门画派独特的平和之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殷实的经济条件，使得沈周得以坚定自己热爱平和生活的隐逸理想。他脱离了仕途竞争的主流轨道，在书画领域成就了历史性的文化贡献。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沈周的生活和艺术特点，“平和”最恰当不过。而在“平和”当中，又可解读出不同的意蕴。

　　首先，这是贵“淡”之平和。宗白华曾把美感分为两类：华丽杯酌唱和，诗中云：“君子务久要，跡旷心非懈。请喻江中水，澹泊味长在。”因为淡，才最能体味自然的清风明月，因为淡，才使得自然与画家融为一体。方闻说：“宋代画家在艺术中追求自然，沈周则将他的画变成了自然。”

　　其二，这是主“静”之平和。或许是性格使然，沈周年轻时就对“静”情有独钟。在据认为是沈周三十八岁为吴门隐士孙叔善所做的《幽居图》轴上，沈周题诗曰：“心远物皆静，何须择地居。”心放得远，则万物都变得沉静。沈周笔下表现出静寂的世界，显然出自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隐逸思想。

　　成化十五年己亥(一四七九)，五十三岁的沈周有诗云：“可花初开红满城，我眠僧房闻雨声…… 还宜夜坐了余兴，静免蜂蝶来纷争。”六十岁时在弟子王伦为自己绘的小像上，沈周自题诗中有“饥来读书不当饭，静里安心惟信天”之句。繁富的美(“错彩镂金”)和平淡素净的美(“出水芙蓉”)。他引用《易经》的《杂卦》说：“贲，无色也。”这里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就是认为要质地本身放光，才是真正的美。所谓“刚健”“笃实”“辉光”正是此意。他还说，最高的美，应该是本色的美，就是白贲。

　　明 沈周 《卧游图》之五

　　37.3cm×27.8cm 故宫博物院藏

　　元末以来的文人画以“水墨至上、崇尚简淡”为审美志趣。沈周绘画思想当中的一个特点是强调“淡”。他一生反复表达着对“淡”的青睐。例如：他在《墨菊》轴的题画诗中写道：“写得东篱秋一株，寒香晚色淡如无。赠群当要领赏此，归去对之开酒壶。”沈周《题子昂〈重江叠嶂卷〉》的诗里有“丹青隐墨墨隐水，其妙贵淡不贵浓。”之句。

　　沈周艺术上的贵“淡”与其生活的甘于淡泊一脉相承。他曾自咏：“粝饭粗衣常自足，犹胜杜甫客西川。老妻课佛清斋里，幼女鸣机夜火边。”弘治八年乙卯(一四九五)春，老友文林来访有竹庄，沈周与其沈周在六十六岁所作《夜坐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题写的《夜坐记》，是其衷爱静坐冥思的记述，中有：“……余性喜夜坐，每摊书灯下反复之，迨二更方已为常。然人喧未息，而又心在文字间，未尝得外静而内定。于今夕者，凡诸声色以定静得之，故足以澄人心神而发起志意如此……”

　　其三，这是“漫兴”之平和。历来认为，诗可以“兴”，画亦为“兴”。沈周曾说：“山水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云，无非兴而已矣。”不过，沈周却常常喜欢把绘事称为“漫兴”，并自称“漫叟”，还常把绘画称作“戏墨”“戏笔”。这是典型的文人心态与传统的体现。

　　弘治五年壬子(一四九二)，沈周六十六岁。杨循吉题启南画，称其文章远在画之上。启南见而为跋，谓自己画与文章皆漫兴耳。《石田先生文钞》有《跋杨君谦所题拙画》云：“画本予漫兴，文亦漫兴。天下事专志则精，岂以漫浪而能致人之重乎?并当号予为漫叟可矣。”弘治癸丑(一四九三)年，沈周六十七岁时的夏天，坐承天寺习静房，应寺僧之请，作《林堂思清图》，题诗及跋中有：“唤茶屡搅山童睡，戏墨聊随野衲情。”

　　李维琨认为，沈周的“漫兴”说，发挥了中国画传统中的“畅神”“自娱”诸说，突出了艺术家的主体精神。沈周这种“漫兴”中的“兴”，正是文人画家创作的原动力，所谓兴来不可遏。文徵明就曾有过这样的记述。“觉笔墨之兴，勃勃不能自己……援笔时，亦觉意趣自来。”

　　沈周所谓“漫兴”主要是指其画作的功能，不为生计，自遣其兴而已。这是文人高士对绘画一贯的主张。弘治十八年乙丑(一五零五)，沈周七十九岁重题旧作《匡山新霁图》(现藏上海博物馆)，其云：“水墨固戏事，山川偶流形。辍笔信人捲，妍丑吾未明。模拟亦云赘，所得在性情。”

　　作为沈周一生重要的作品，《卧游图册》正反映了他重视漫兴、幽淡和平和的美学旨趣，这一组作品可以视为沈周在这方面的鲜活范本。作品来源于活生生的生活场景，浸透他的生命体验，它们不是在记述这些生活中的琐事，而是通过这些生活场景来体会生活的乐趣，体验人生的价值，甚至置入宇宙的情怀。在平淡清澈中、在宁静悠远中实现自己的性灵腾迁。这是沈周《卧游图册》乃至其他作品留给吴门的重要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