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走进张羽的“意念的形式”展览现场时，第一个映入脑海的画面竟是另一个最近在媒体上被传炒得沸沸扬扬的展览，那就是大都会博物馆主办的“水墨，过去与当代的中国”。这个据传被《纽约时报》评为“十个最不值得去看的展览”之一的“当代水墨”展，被视为一种最新的“西方视角下的中国想象”而遭到口诛笔伐，但是，它却无疑将一个中国水墨艺术从娘胎里带来的悖论抛到我们面前。

　　盛行于上世纪80 年代的水墨艺术，本身就是中国画领域内部“自我现代化”努力的结果，用水墨取代“中国画”，是依靠材料语言来延续一种艺术种类内在的发展逻辑，从而可以顺利地抛弃由历史中层层叠加的视觉文化积累带来的传统负担，从而兼容不同程度的“离经叛道”者。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权宜之计。然而当这种权宜之计成为新的客观存在的话语背景时，后来者就不得不接受这种将艺术材料与形式语言的结合作为自我认同的意义载体的设定，于是，从“画”到“中国画”再到“水墨画”乃至“水墨艺术”，这一艺术门类的视觉符号的底线也就从“士夫气”、“笔墨”、“纸笔”、“水墨材料”一路退守到“水墨观念”，当水墨开始成为观念操弄的对象而不是实现的手段以后，它便开始走到了以材料语言视作识别标志的起点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