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时代均有隐士出现。中国的隐士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中期以前的“巢父隐居”、“许由洗耳”等典故，春秋末期和两汉继续发展，至魏晋南北朝登峰造极，成为隐士文化辉煌灿烂的时期，其时著名的隐士例证有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谢安的“东山高卧”等，均以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道家思想为旨归，以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为其向往与追求。而李少君显然秉持了古代隐士文化的精髓，以朴素淡泊为追求，成为一位现代文明的典型“隐士”，他的新诗集《自然集》(长江文艺出版社)中，有不少关于隐士的诗作，《隐士》、《新隐士》、《隐居》、《云国》等诗中都塑造了一个“隐士”形象，传达了他做一个现代“隐士”的愿望。

　　这是一种怎样恬适、悠闲、淡定的“隐居”生活啊!李少君隐于都市的水泥钢筋丛林之中，隐于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之下，隐于自然之中，因而他在都市里“狂奔”，成为都市的“逃犯”(《都市里的狂奔》)。

　　具体而言，李少君的“隐士”情怀体现在他安于自然、崇尚“静”的生活状态和“淡”的生存态度。

　　首先是隐于自然，安于自然。李少君欣赏自然的美，常与山林、自然融为一体，这个“自然”是自然、原发状态的“自然”。李少君笔下的“自然之美”不仅仅是山水的美，还有人性的美，男女肉身、情爱的美，而这些美的共同点在于“自然”，在于不矫揉造作，在于天然雕饰，他笔下的一切都是处于自然状态。庄子在《沈庄子·知北游》中曰：“天地有大美”。认为自然界的美是世间最高的美，因而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山水草木融为一体：“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李少君也认为自然是最高的美，他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情感与山林、江湖、草木水乳交融，如《山中小雨迷谁人》、《鄱阳湖边》、《青海的草原上》、《三角梅小院》等诗都是如此，读其诗便能体味天地之大美。

　　在隐于自然、安于自然之时，李少君重新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读其诗，便让人不由想起《应和》一诗，这首诗所传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应和、契合关系，李少君亦在其诗中重构诗人与自然的关系，亦在其诗歌里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朱立元曾指出：“人效法天地自然， 人与天地自然达到和谐，这是一切文艺中诗情画意产生的根源。”李少君的诗情画意或许即源于此吧，他的《青海的一朵云》、《西湖边》、《南渡江》等诗都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是他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重新思考与建构，体现了他对艺术创造和审美境界的“自然”之魅的追求与向往。

　　李少君的隐士情怀其次体现在他对“静”的崇尚方面。他在其诗中多次传达他对“静”的追求、享受与满足，如《我有一种特别的能力》中他认为自己有一种特别的能力，那便是寻找安静的能力，既呈现了他对安静的钟爱，也呈现了他对“静”态生活的态度与追求姿态;而《安静》一诗则呈现了“临近黄昏的静寂时刻”里各种安静的场景：“街边，落叶在轻风中打着卷”、“秋风温柔地抚摸着每一张面孔”。《寂静》、《鸟群》、《春寒》、《江南小城》等诗中都营造一种安静、寂静、恬静、幽静的气氛与意境。

　　此外，李少君的“隐士”情怀还体现在他对“淡”的痴迷与沉浸上。“隐士”者，必然是对尘世看透了，看透了也就对一切都失去了当初的热情，而换之以“淡”、“冷”， 这也是一种“自然”，一种“隐”去了感情、热情的自然，没有任何掩饰、虚伪，体现在诗中便是姜夔的“冷”、“清”之美，是卞之琳的冷抒情风格。李少君的诗亦擅长用一种冷抒情呈现其感觉、情绪与思考，如《疏淡》、《致——》、《中年之悟》、《寺院》等诗中一切场景都是淡淡的，没有任何华丽、铺张;一切情绪都是淡淡的，没有任何热情、奔放;一切语言也都是淡淡的，没有任何雕饰、虚夸，流溢在诗中的是一种“繁华落尽见真淳”、“平淡中见山高水深”的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