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多数双年展是心血来潮、草草了事、滥竽充数、政绩工程，或仅仅依靠大腕撑场的，但在开放的自由竞争环境里，这些劣质双年展最终只能“昙花一现”。特别是在发展中的新兴市场，试错是走向成熟和规范的重要途径。

　　今年9月，曼彻斯特亚洲艺术三年展(Asia Triennial Manchester)在英国开幕。作为亚洲地区以外唯一的亚洲艺术三年展，本届展览邀请中国30余位当代华人艺术家参展，其规模也是迄今英国最大的华人当代艺术展。恐怕还不等国内的观众有机会来到三年展现场一看，上海第十届双年展就将在11月拉开帷幕。一个又一个的三年展、双年展，实在让人应接不暇。当今的艺术界在世界双年展和三年展的车轮上颠簸个不停。

　　正如当年麦当劳占领世界时，社会学家乔治·里兹发明了“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这个词来表现快餐文化对全球社会愈发明显的支配作用。如今，“双年展”凭着麦当劳一般的气势在全球艺术界里开土拓疆。随着每年超过两百场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席卷全球各大城市，艺术界正在“双年展化”的进程中一路狂奔。翻看本年度艺术界日历，在今年剩下的两个月里，眼下我们还能赶上的国际双年展就有几十个，包括上海双年展(11月开幕)、曼彻斯特亚洲艺术三年展(10月开幕)、蒙特利尔双年展(10月开幕)等等。

　　“双年展”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95年世界博览会式的首届威尼斯双年展。因此意大利语中的biennale(双年展)、triennale(三年展)就被各国沿用。双年展将“艺术节”、“当代艺术”、“国际化”等多个元素融于一身，对城市发展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双年展使主办城市不仅在本国内成了文化标杆，还可以迅速与国际接轨。主办城市在对自身进行宣传推广的同时，还可以吸引投资、消费，拉动艺术业和旅游业。比如，占尽地缘优势的土耳其于1987年举办了首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多年来借力于国际策展人的才华和人脉，已经在欧洲成为最活跃和不可忽视的艺术市场之一。

　　过多的双年展早就被业内人士诟病，甚至有人将在双年展上展出的作品单独划为一种艺术作品类型以排斥其“为迎合了双年展而创作”的气质。艺术圈纷纷在讨论“为什么要举办双年展”、“还要不要有新的双年展出现”等重复且无解的问题。对于“我们是否需要更多一个双年展”的问题，曾任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和2010年美国惠特尼双年展策展人的弗朗西斯·博纳米为《Frieze》杂志撰文写道：“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难道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获得了成功就意味着它们将获得专利和特权，不让别人主办双年展了吗?”

　　我想他的意思是双年展的市场应该与所有市场一样，是开放而非一家独大的。即便多数双年展是心血来潮、草草了事、滥竽充数、政绩工程，或仅仅依靠大腕撑场的，但在开放的自由竞争环境里，这些劣质双年展最终只能“昙花一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历“首届某某展览”的机会是最多的，而超过10届的展览非常罕见。特别是在发展中的新兴市场，试错是走向成熟和规范的重要途径。但试错必然要付出代价，只要代价不是当地政府滥用纳税人的钱财和权益，我想我们是可以支付这个代价的。

　　无论怎样，“双年展化”的步伐似乎都无法阻挡。各地的双年展掀起了国际知名策展人和明星艺术家的争夺战，中国也加入了这场激烈的角逐。中国双年展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略短，约为20年左右;而中国举办的双年展中的国际化元素是10年来的事。

　　国际化和多元化是当代文化艺术领域的两大核心趋势，为了顺应潮流，中国的各大双年展纷纷在名目中添加了“国际”二字，并把“西方策展人”、“西方策展团队”作为国际性的重要指标。眼下的趋势是，仿佛没有请到西方策展人，就不敢标榜自己的国际化。2012年的第四届广州三年展主题展“见所未见”就邀请了英国伯明翰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姜节泓和英国艾康美术馆馆长乔纳森·沃金斯共同策划;2014年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主办的第八届深圳雕塑双年展“我们从未参与”由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和泰特英国美术馆的公共项目召集人/策展人马可·丹尼尔任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携他的“社会工厂”主题出任2014年第十届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而2015年第六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则聘请了更为庞大的国际策展人阵容——贝娅特·艾芬夏特、克里斯蒂安·赛兰特以及新加坡的林祥雄。

　　中国看重的绝不仅仅是西方策展人和策展团队相对丰富和国际化的策展经验。还因为他们可以依靠自身在国际的知名度为中国本土项目招来眼球，还能凭借广博人脉呼风唤雨让国际明星艺术家前来捧场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