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摄影发展的源动力主要来自照相馆肖像业务的兴起，人们希望得到一张“极像”自己的肖像，要比油画更像。

　　留住一个人相貌的手艺，无论绘画，还是雕塑，都要早过摄影成百上千年。直到相机的出现，才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习惯与传统。绘制一张精美的油画肖像，需要的是时间与画功，虽然早期摄影术同样需要技术功底，但并不需要太长时间，价格也相对便宜。

　　19世纪40年代，面对庞大的市场需求，照相馆行业极速地在欧亚大陆扩张。人们开始走进那些逐渐形成标准配置的房间：光怪陆离的背景布、耀眼的灯光配合着化学药品的气味，宛若话剧舞台，而这一切的环境都是为了迎合客户的幻想需求。学者约翰·泰格(JohnT agg)将这一时期的摄影肖像称之为“民主的影像”，因为拥有自己的肖像不再是奢侈的。与此同时，家庭合影的传统也逐渐在这一时期形成。

　　在远东地区，摄影肖像热潮迟到了20年。18世纪60年代，在中国迫于日本开放的通商口岸中，照相馆比比皆是。他们针对的客户群体并非当地人，而是面向西方移民与旅行者。除了拍摄肖像，他们以“猎奇”为重点，因地制宜地拍摄当地风土人情，并将蛋白照片制作成册，卖给旅行者以作纪念。

　　在这如火如荼的浪潮中，曾最早到达远东地区的摄影师菲利斯·比托(F eliceB eato)，却因经济问题发愁。他孤注一掷地将砸钱于伦敦股市，却以一夜之间一贫如洗，因此不得不重新捡起老本行，继续下一站的冒险。于是，他将目的地直指潜力巨大的远东——— 日本横滨港。

　　横滨作为新开放的租界，距离东京(E do)只有32公里。这里吸引了大批西方人定居，摄影也在这一地域迅猛发展，逐渐成为了日本的摄影中心。1863年，比托与他在中国时的搭档———《伦敦新闻画报》的文字记者查尔斯·英格曼集体开设了照相馆，雇佣当地助手日下部金兵卫，以便以最快速度排除语言与文化的障碍。而日下部随后也成长为日本本土最优秀的摄影师。

　　对外国人旅行的限制使得旅行摄影师比托寸步难行，照相馆的业务开展得十分不顺畅。因此比托决定另辟蹊径，专心拍摄人像。他注意到外国人对日本日常生活的场景极其感兴趣，便投其所好，将肖像与生活场景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比托创造了摄影历史上更重大的革新：他发现这些透明水色对照片的细节没有任何影响，于是采用日本传统水彩上色技术，运用到了照片后期制作之上。通过与日本画家合作，比托的照片尊重了日本的审美观，特别是他精细地描绘照片的每一个细节，增强了照片的效果与气氛。比托是全世界最早采用透明水色上色技术的摄影师，也因为长期对日本深入、细致地拍摄，成为日本摄影史中的最重要标志性人物。

　　在比托作品大卖后，手工上色也开始在中国流行。1866年，在上海的英国人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使用手工上色技术，制作了一系列上海风俗与肖像作品，被公认为是这一时期最经典的肖像作品之一。此时的上色技术，与我们看到的70年代国内照相馆的上色手法与方式，十分相似。

　　如今照相馆已慢慢淡出我们的生活。摄影科技的进步，使肖像拍摄越来越便捷、运用也越之广泛。透过面部、姿态、衣着、环境等，被摄者的身份一目了然。照片是他人认知自我的方式，是我们被“看到”的方式。对比比托的年代，如今面对相机，谁也不会不努力地睁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