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右)与刘新园先生。

刘新园先生给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写的一封长信。(望野博物馆供图)

　　近日，我的手机又坏了，更换手机时，转移电话号码簿。一个熟悉的号码映入眼帘，我对数字不敏感，但这个号码特别熟悉，不假思索地就点了复制。一转念，心头一紧，我知道这个电话再也无法联通到我熟悉的那个声音了。但我还是保存下来，联系人的名字——刘新园。

　　刘新园，当代中国古陶瓷研究，世界范围内学界都无法绕过得名字。几十年来，他倾心于景德镇古代陶瓷及中国古代陶瓷研究，构筑了如山般高大的学术堡垒，让西方人见识中国学者的睿智与缜密。业内同好甚多，所有见者大都尊称刘新园为“刘老师”，其身边的工作同事更亲昵地称“师傅”。我知道刘新园之名很早，惊羡于他的研究。所以真正相见时，不敢以“老师”相称，我爱称其为“刘先生”。“先生”是我最尊重的称呼。

　　得识刘先生，要拜汪庆正先生所赐。

　　2004年，景德镇设镇1000年，举办“景德镇千年庆典”及第一届“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此时汪先生已在病中，我到上海瑞金医院探视。汪先生询问了一些关于“红绿彩”研究的课题进展及出版计划后。他说，“你有时间一定要到景德镇去，那里有个大活动，古陶瓷学会的专家会去很多。你只管去，会有大惊喜。”

　　2004年10月，我第一到访江西景德镇。同行是深圳的刘涛、任志录、郭学雷几位仁兄。记得第一眼见到刘新园先生是在一个下午。当时我和几位仁兄一起到来“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那个下午天气极好，刘先生就在四方天井的屋檐下，灰色的建筑投影衬托他剪纸样的身躯。刘先生拉住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买过你的书，《红绿彩》，非常好。汪先生说你会来。”此时恍然明白汪先生交待我务必到景德镇，会有大惊喜的原由。一下午我们和刘先生交谈甚欢，时间如水逝去，月上瓦檐。刘先生说：“我家里还有台湾的客人。你们愿意晚上9点以后来，在家里等你们?”

　　是夜，在高坡深巷里，刘先生在路口等我们。去的路上还有插曲，我们四个人打车，和出租车司机说了半天地址，他不大明了，最后司机听我们叨叨刘老师。反问“你们是去刘新园老师家吗?直接说去刘师傅家，就行了，乱讲地址。”搞得我和几位仁兄瞠目结舌。后来方知，刘先生在当地甚有盛名，打出租车说去刘师傅家，比说地址管用。

　　第一次和刘先生在景德镇相遇，就同他细述了我关于“红绿彩”的研究情况。并希望能劳他审阅20余万字的文稿，刘先生欣慰答应。月余之后在京再见刘先生，并将文稿交给先生。刘先生的夫人吕阿姨告知，刘先生非常认真地两日一夜间，将全部20余万字的文稿通览。同时刘先生记下部分研究细节的欠妥之处，并告知重要原始文献的出处，对我帮助良多。尤其关于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丰四年”铭红绿彩钵缸的具体问题。在随后刘先生亲赴故宫，约取库房，上手实际观察了原物，并拍下最清晰的完整多角度图片给我。得以让我在《天边的彩虹》成书之前，改订大谬。今日想来亦无尽感激。

　　刘先生退休后大多数时间居于沪上。因此我到上海看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同时也知道了刘先生与汪庆正先生的深切交往，越来越理解汪先生最初嘱咐我一定到景德镇去的深意。十数年前，我的红绿彩研究除了海外学界，国内第一个对我这个课题产生巨大兴趣，并给予最多学术帮助和鼓励的学者就是汪庆正先生。拙著的序言就是汪先生在远赴欧洲审看“转变期”展览展品前的百忙之中特意写就的，且多有褒奖。

　　汪先生回来就病倒了。文中需要做热释光检测的样本，也是汪先生安排以上博自藏材料的名义检测的。汪先生对一个默默无名的非体制内“野狐禅研究者”给予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支持和鼓励。遗憾汪先生2005年10月22日西归道山。将刘新园先生介绍给我，想来也是汪先生对我学术研究支持和惦记的安排，因而在随后近十年中，刘先生一直关注和支持着我的研究，丝毫不弱于汪先生对我的关心。刘先生多次赶赴旧居豫北的小城亲览我收藏的研究材料，并结伴到开封、洛阳等地现场调查宋——金时期的历史遗存。

　　后来刘先生告诉我，当年最后一次在瑞金医院见汪先生时，汪先生还专门提到，希望有机会将我研究收藏的这一整批红绿彩，以某种方式纳入上博，而成为上博的特色馆藏之一，汪先生甚遗憾自己身体不好，不能进行。刘先生最后和汪先生的谈话，以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结束。多年后刘先生告诉我时，还有无尽感慨。但事后刘先生为当年汪先生所托，还是给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写过一封长信，此信也是刘先生通览型学术智慧和友朋情谊，及其在古陶瓷研究领域高屋建瓴的视角和深层敏感的完美体现。同时此信也尽显刘先生精纯的书法造诣，堪称难得一见的书法手札精品。

　　10年光阴，3650余天的点点滴滴，数不尽的聊天、相聚、分别;在刘先生走后，无时不涌上心头;令我满心酸涩，苦闷难当。

　　2013年11月4日，刘新园先生与世长辞，享年76岁。时间回溯整整11个月前，2012年12月4日傍晚，刘先生和几位学友仁兄到馆里看东西，时间水逝，窗外大雨倾盆，天不留人雨留人，我们在馆里就着满台案的文物，点了刘先生甚爱的：攸县豆干、茶菇腊肉、焖烧肘子、番茄炒蛋、干锅花菜、农家小炒肉;这是馆里接待贵宾的保留菜目。记得刘先生吃了一碗半方便饭盒的米饭，现在想来恍若昨日。饭后茶叙，刘先生说：“阎焰，今天来的人多，我也没有饭票，拿纸笔来，留字记账。”嗣后书下“为疗饥眼症，夜访望野馆。同行者任志录、郭学雷、江建新。”

　　那个号码的电话再也不会响了，但我会留着它，让它一直在我心底拨通，在灵魂的深处和您通话，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