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链接】张辉：一条王世襄援引的家具史料的多重意义再发掘(上)

　　张岱《琅嬛文集》卷一《石匮书自序》:“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 有明一代正史、家史、野史已成“诬妄”，产于民间的《金瓶梅》和“三言二拍”就难能可贵了，其作者不吃皇粮，无官俸之累，创作有限自由。那种敏感、细致面对现实的艺术虚构，常常胜过篡改衍夺的正统“信史”。

　　《云间据目抄》中这一条史料的可爱，在于其包含广博的信息量外，还提出了书房之问一类问题，它实际是文化消费问题、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同时期的明式家具、私家园林、发达的工艺品制作都触及到这个论题。

　　衙役有书房，西门庆和妓女有书房，我们一直以为书房是画家、文学家们的专属。还有更颠覆大家惯常思维的故事?这种奇葩的文化现象更促使我们打开思路，广泛深入地思考明清时期物质文化的消费。

　　晚明的世界就是如此神奇，包括黄花梨家具、园林、古物、时玩乃至“书房”的流行，实际缘于这种神奇。经济发达，社会富有，消费提高，奢侈风行，文化、工艺和艺术前所未有的充满活力，这绝非是附庸风雅一句话可以简化定论，也不是简单的文人引导能概括。这是一个复杂的格局中，互相的触动激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古语可能是其中的一种解读逻辑。石涛曾说，绘画是富人闲时的消遣，绘画作为极高的文化修养，扬州的富有的徽州商人不但是其作品的主要购买者，而且他们的子弟，往往还向石涛学画 。

　　黄花梨家具、园林、古物、时玩乃至“书房”，表明这个晚明时期奢侈品的符号象征性的消费已经十分火热。奢侈品使用不仅仅是实物的、物质的和感官的享受，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是为了表明个人的个性、品位,但更多的是以此显示自己的地位身份。“竞事华侈”和与财富、身份的证明息息相关。由于奢侈品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消费特性，往往让人感到是“尤可怪者”。

　　黄花梨家具在明清之际，乃至今天，都是少数财富精英的消费品，黄花梨、紫檀家具当时已具有现代奢侈品理论中奢侈品四大特征：即非必需性、稀缺性、昂贵性、财富精英性。同时具备奢侈品三大购买动机：保值增值、象征权力和财富、享受物质生活。

　　在现代经济学上，奢侈品是价值与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又是无形价值与有形价值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其无形价值已远远大于其使用价值了。所谓无形价值，即奢侈品的密码，就是底蕴深厚的富贵文化。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其名著《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炫耀性消费”。它是指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购买非生存必需的奢饰品，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产和社会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名誉和荣耀。凡勃伦还有一句名言：“炫耀性消费，表明在奢华而无用的产品和服务上花钱是‘财富的证明’，而无能力购买足够数量的高质产品被视为身份不够高的劣等人”。

　　传统娶嫁不是孤立的活动，其器物置办和使用就是向各路人群直接炫示其家庭财富、社会地位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成婚以后还一直无形地存在。婚娶庆典本身又是向社会炫耀、自我证明的最好平台。这种消费，除感官和生理享受外，社会意义是还有一个阻止他人的社会地位的流动，将已上升到社会上层人士群体制度化的含义。

　　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认为，商品在进行消费时，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等计价，而不是根据该物的成本或劳动价值来计价的。如此这个商品就有了“符号价值”，其使用属性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隐含于其中的某种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后者使它也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化生命，成为身份和个人价值的象征。黄花梨家具等高档材质家具的使用，从来就不仅是一般用具的消费，而是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意义的消费，是 “符号消费”。

　　黄花梨家具按照富贵文化的特点塑造了自己。明代交通史研究表明，明代海外贸易，由于对利润的追逐，从海外购回的都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黄花梨木材也属于此。其制作的家具则带有更强烈的奢侈性，匠人们遵守以质量取胜的奢侈品制作法则(大众消费品的生产法则是降低成本，扩大产量)，精益求精,在一代代的苦心经营中，明式家具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名片。“至于器用，先年俱尚朴素坚状，贵其坚久。近则一趋脆薄，苟炫目前，侈者必求花梨、瘿柏，嵌石填金，……风之靡也非一日矣”。(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政事志.里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明人对“花梨、瘿柏，嵌石填金”家具的抨击，反映了黄花梨家具“侈者必求”的社会观念和现实。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四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拥有者，自然要掌控文化资本，而且其文化资本拥有的层级与其政治、经济资本的层级是成正比的。三位相携而行，文化资本永远是一个不会被忘掉的猎物。明清时期，政界受宠得意、生意场游刃有余者，以其能力和阅历，可以轻易地认同各类物质文化成果乃至精神文化产品，而且把握着他们的命运。明代私家园林如此，书画古董如此，黄花梨家具亦如此。文化从来不是“读书人”说了算。

　　晚明，社会财富精英人群占据着广大的社会财富，是奢糜风气的主要推手，是当时包括紫檀、黄花梨家具在内的奢侈用品的主要消费人群。财富精英包括了多种身份群体的上层人士，或者说是富贵人群，这个群体包括官僚、士绅、商人、上层山人等等，它们身份常常又不是单一的，往往一身二任或数任。明代中期以后官僚、商人、地主、文人多身份合一的社会形象日益鲜明，一体多面的“缙绅士大夫”构成了明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阶层。

　　明确明式家具的消费人群，可以更准确明了明式家具的商品属性。传统的社会伦理在这里不应是家具价值评判的障碍。工艺史研究中，道德化、情感化的矫饰和美化已经左右人们太久。在已往的明式家具史研究中，人们很早就注意了物与社会意义的关联，即家具不仅是商品性的物，它还有文化和社会的象征性。但是在探讨时，存在把工艺品人为地 “道德化”、“优雅化”、“文人化”的倾向。现代经济学对“奢侈”的意义和社会影响的评价，有一个艰苦的“去道德化”的过程。在明式家具的评价中，这个过程可能还未走出第一步。

　　欲望和“奢侈”，固然缺少人类“高大上”理想主义的光亮，但它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之中。“花梨木、鸡翅木、土苏木皆产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外人不识路径，不能寻取，黎众亦不相容耳。” (明.顾山介《海槎馀录》)如果没有欲望和“奢侈”，至今，高高的黄花梨树仍然未走出深深的黎山。

　　笔者在明式家具的研究中形成这样的观点：明式家具是承继宋明传统匠学、匠术文化，在明清奢侈风潮中，由官贵富有阶层消费的奢侈品，其中多有婚嫁家具。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大量文献和实物基础上的。但它“离经叛道”的意味，让人踌躇并反问再三。蓦然回首，详审和研读万历年间的范濂《云间据目抄》，它似乎早已提供了注脚。它是当地风俗的白描，又是一篇晚明史大文章的简单提要。你反反复复的多方论述，其核心精神，其实早被几百年前一条短小史料，一语道破。

　　范濂，字叔子，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年不详。明松江府华亭县人。所著《云间据目抄》, 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分人物、风俗、祥异、赋役、土木五类，各为一卷。主要记载其家乡云间(松江)地区万历年间风土人情。对手工业、商业及城镇繁荣生活有较多反映。所记必据目亲睹，故名《云间据目抄》。

　　对于晚明世风之变，该书观察细致，记载尤为明清史学界重视。

　　书中记载松江地区风俗：

　　“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伦教荡然，纲纪已矣。”(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 《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松江地区风俗素来“奢淫黠傲”，“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嘉隆以来”，民风更加是江河日下，“伦教荡然，纲纪已矣。” 在此风气下，云间地区的器用、服饰等，变化剧烈,在服饰鞋帽方面：

　　“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而轿夫营鞋始为松之敝帚矣。”

　　又如：

　　“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

　　“从店中给筹取值”，这是明晚期手工业中出现了雇佣关系的经典史料。

　　在《记土木》中，记述了松江地区自嘉靖以后，：

　　“士宦富民竞为兴作，朱门华屋，峻宇雕墙，下逮桥梁、禅观、牌坊，悉甲他郡。”(范濂《云间目据抄》卷五《记土木》)。

　　这清晰地表述了松江官宦富有人家大兴土木之态，朱门华屋，峻宇雕墙，乃至桥梁、庙宇、牌坊，豪华富丽，超越其他地区。

　　范濂，一介布衣，在一个华丽纷繁的世界中，睁大眼睛，细致而敏感，观察和思考着风俗的此消彼长，在纷乱中，有迷茫，但也有判断。他无功利地一条条记写当地一丝一缕的变化，这种史料每多一条，后世史家的福利便增加几分。那等鲜活的文字，让后世的治史者多么的喜欢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