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的第四周，谭平离开了他工作整整三十年的中央美术学院。几个重大的换任持续几天成为艺术圈的话题漩涡，谭平有些犹豫，最终拒绝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专访的请求。9月26日，谭平正式就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就任后第三天，谭平的个人展览“彳亍”在偏峰艺术中心开幕。彳亍，意为：慢行慢进，时走时停。作为一位艺术家，谭平的绘画一贯给人以“内观与自省”的严谨感，而这也与他的个人气质以及他多年作为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身份一致。

　　半个月后，再次与他约好采访在MOMO咖啡进行。进入正题之前，谭平首先聊到在天津美院做讲座的经历，在讲座的提问环节中，一个学生问他，对于前不久李宝玖退学事件怎么看？谭平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讲述了他在90年代去德国留学期间，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第一天到了柏林艺术大学，办完手续，外事办公室的负责人给了我一把住宿的钥匙，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接下来一个星期，没有任何人问我、找我，更没有考勤，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偶遇一个台湾留学生,她告诉我应该去找一本学生手册，课程、学分、要求等等都在这个手册上。在这里没有人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必须自己安排自己。回想起来,在德国学习经历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独立思考和选择,自己的路自己走。”

　　讲完这段小插曲之后，谭平很快进入采访正题：“今天我们聊什么？”我反问他：“您现在最想聊什么？”“更多的时候，媒体采访谈的都是我的艺术，但这次我希望聊聊艺术教育。”——他十分肯定的说。

谭平

　　启蒙年代

　　1960年，谭平生于承德，记忆里最初的绘画启蒙教育是看母亲画医学教学图，在那些作废了的病例本背面，谭平留下了他最初的绘画习作，这可能与他日后的每一本画册都使用同样的尺寸有关。12岁，谭平有了自己的美术老师，从如何观察事物，到如何感受事物，启蒙教育在谭平的成长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为他日后的教育理念埋下了自由与开放的伏笔。

　　“记忆里最初关于艺术的启蒙教育来自于母亲，她即是附属医院的妇科医生，又是承德医学院的老师。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出于教学的需要，母亲自己动手画了很多教学挂图。她先用线条勾勒结构，再用红蓝铅笔分别描绘颜色，最后还要标出生理结构的名称。这些图总是铺在床上,满满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影响到我绘画道路的选择。后来，母亲在医院带回来很多作废的病例本，我就在病例本的背面开始画画。”

　　“十二岁我开始正式学习绘画。当老师教会我通过透视的方法在平面的纸上画出一个立体的火柴盒,我觉得这事神了。回想起来,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眼睛看到了以往看不见的东西。”

　　“素描给我很多特别的经验。平时我们画素描注重虚实空间的表达,往往画面中的物体看起来总是很朦胧。当我临摹画册《收租院》里面的一个雕塑照片的时候，我的老师说：这次可以忽略光影、虚实，只强调重量。我把这张照片画得很结实。视角不同，世界就不同。此后，我再观察事物的时候，不仅是通过空间虚实的概念去理解，还要摸它，拿起来感受它的重量，这是一个新的世界。”

　　“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教学特别重要，可以用‘启蒙’来形容这样的教学方法。我给学生上素描课时，就让每个人到外面捡来旧的东西画，木头的、废旧铁桶、砖头……捡什么的都有，开始的时候同学们就像以往一样，把捡来的东西放在哪儿写生，我说这样不行，你们得用手拿着画，感受它的质量、质感、温度、包括你与它的近距离……，这就改变了我们与对象的关系。 你把它放在那里，只能用眼睛看到一个面，你只能“观察”，不能“感受”。如果你不仅改变距离，而且介入手的感受，感受它的重量、温度，再来画这个东西，它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我特别强调个人独特感受，作为艺术家只有通过感受，才能把固有的成见抛弃，才能把一个人内心的感动或是本能焕发出来，创造性也由此产生。”

　　央美，初为人师

　　1980年，谭平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在西方思潮急速涌入中国的八十年代，谭平与当时所有年轻人一样，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艺术思想，并且渴望创造新生之物，传统的课堂教育与艺术实践在学生时代己出现分裂，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反叛伊始。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了理想，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会高，想的问题也会大一些。我们那一代人到了中央美院就是想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很单纯。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和充满质疑的时期，每天在教室、餐厅讨论素描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哲学对艺术会有什么的影响等等，无处不在的自由气息。这也使我们对学院教学的方式以及内容有很多的不满和质疑，尽管我的绘画成绩还不错。也因为这些问题无法在课堂上得到解答，我就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当时美院的图书馆并不大，我将开架的画册整个看了一遍，看到有意思就记下来可以再看第二遍。当时由日本出版的《西方美术全集》，对我了解西方的绘画发展过程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自己的实践也是沿着这个发展的脉络，一步步的走过来。从古典写实过渡到印象派，再从印象派走向表现主义，梵高、高更和塞尚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们的知识结构里没有现代主义这一块儿，抽象派的东西就很难理解了,尽管如此，我也画了一些看似抽象的东西。我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在课堂上是没有的，在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抵制这些艺术流派和形式。我画画一直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课上的作业，一部分就是日后发表的很多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从来没给老师看过。当时我就想，有一天我做了老师一定让学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后来我有幸留校，真的做了老师。”

　　“我教的第一个班就是方力钧、刘炜他们班，这个班被版画系认为是最难教的。一是不听话，不愿意做版画，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画的画各式各样。我那个时候25岁，刚经历学生时代，很理解他们的想法，我就想用一种方法让大家感觉上课有意思。上课时，我拿了一个光光的罐子，把这个罐子放在一块弄得平平的白布上，让他们画一周。他们不知道要干嘛，就开始画，最后没有人能画得下去，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可画的，我建议大家可以‘编’。如果这个人不能‘编’，不会‘编’，是画不完，也画不好。我们看到的好作品都是‘编’出来的。另一个静物训练我拿了一堆东西放在那儿，每个人根据画面需要去选择，组成自己的画面。以往的写生都是老师给学生摆好，学生唯一的自由度就是选位置与角度。现在是没有角度，也没有位置，你自己选东西，坐到教室的角落，在哪儿‘编’。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编’的画面都不一样，有人‘编’得就像写生一样，有的就乱七八糟，没有了章法，但是也弄出了个性。”

　　“我给予学生所有的训练，都会有一个游戏规则，但是这个规则是建立在尊重每个人个性基础之上的，由你来玩儿。所以每一次新的课程开始的时候，这帮人像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又激发出他们改变现实的能力与勇气 。”

　　“我认为，这些训练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观念上从被动变主动，这个世界不仅在你眼前，更在你心中。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去拜访袁运生先生，向他请教色彩问题。他问我：一个红色的苹果，如果拿到暗室去它会变成什么色彩？是白色，红色哪儿去了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苹果拿到火星上会是什么色彩？色彩是可变的，色彩是一个‘谎言’。它来自于你内心，是由你来决定的，短短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对色彩的理解从此改变。我在教学中特别强调态度的变化，态度不同，你眼中的世界皆有不同。 后来的这个班的同学都很会“编”，因此都很成功，如：方力钧、刘玮、洪浩，杨茂源等等。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事，真不是讲大道理就可以的，在特定时刻、特定氛围的情况下，某人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教育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创造这样被触发的机会。”

     “艺术教育是一对一的教育，不仅是技术与方法的传授，老师与学生之间贴近了，吃个饭，侃侃大山，有可能在某个瞬间学生得到了开启，在艺术上就会有一个飞越，这样的教育就成功了。”

谭平与学生在一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