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间11月3日，中国艺术家团队“政纯办”带着蓝色的拖布与水桶，成功带领志愿者们清洗了时代广场，同时，他们带有回顾性质的展览正在皇后区美术馆展出；纽约另一处公共空间——中央公园费得曼广场，矗立着四座巨型“盲人雕塑”，作者是中国艺术家隋建国。几步之遥的古根海姆美术馆，正陈列着刚开幕不久的“汪建伟：时间寺”。

千里之外另一个大陆上的法国，也不乏中国艺术家的身影。日常诗学——何多苓、林晓明、曾妮艺术展亮相卢浮宫卡鲁斯展厅；南法尼斯，“远望地平线——中国当代艺术青年之新音展”正当其时。

出国办展，对于三十年前的中国艺术家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如果想看一场毕加索的个展，还得千里迢迢坐绿皮火车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才行，带着自己作品走出国门，更是难以企及的事情。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有能力到国外展示作品，其中甚至不乏国际一线博物馆、美术馆的个展。究竟有哪些路径去国外办展？艺术家、画廊、基金会、藏家、策展人和政府机构各自的角色是什么？究竟什么样的艺术家，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真正展现中国当代艺术的风貌？看惯了政治波普的西方观众，能否接受中国本土产生的当代艺术？

海外办展热潮再起，中国当代艺术，还需冷思考。 

 

 

曾梵志作品《协和医院》

被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去海外做展览，远非看上去那么容易和光鲜亮丽。即便是官方背景的高规格展览，依然会遇到未曾料想的状况。

首先是较高的运作和保险、人工成本。管郁达告诉记者，作品运输到巴黎以后，情况就跟国内完全不同，费了很多周折：“一切都得靠钱说话，费用远远超过预算，只能我们策展人和艺术家自己动手当搬运工，而且，法国人做事情也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严谨，很多细节要亲力亲为，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布展过程中，管郁达想要改变展线的位置，即便已经给消防通道做了预留，依然不能有所变动：“法国方面表示，要经过消防、警察等机构的审批，和一开始图纸不同，就不能动展线。”

一些金钱气息浓厚的展览，则模糊了学术和商业的界限，两者的妥协与博弈，让严肃的批评家、策展人和艺术家重新思考海外展览的价值和意义。

在陈梦雯看来，近30年来中国艺术走出去的，主要有两大类作品，一类是以为“越是传统的，便越是世界的”，把从形式到内容都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送出去，结果只是“自娱自乐”。

还有一类，是套用了一些西方模板的“中国当代艺术”，因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让西方观众感到“似曾相识”，而作品本身传递的价值观又有意识地迎合西方，这一类作品的确在西方获得了一些关注和市场，但其以偏概全的特点，远远不能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其实西方一直在期待更有生命力，更有原创性，更具高雅格调的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舞台。”

对青年艺术家石至莹来说，2013年纽约个展的最大收获，就是看到了艺术家与艺术家的差距：“好的展览给我的感触很大，不止一线画廊，那时候还看了DIA museum, 军械库美术馆的Paul mecharthy 个展，古根海姆的James Turrell 等等展览。感触之一是看作品通过画册并不全面，必须看到实际作品；另外，好的作品从感受，思想，概念到制作都是讲究的，粗糙不应该是一个借口。现在和过去不一样，出国办展览不难，作品还是关键。画画这件事急不了，慢慢来，结果如何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