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8年8月去香港認識林天行的，當時他就我留下深刻印象。這個印象一年後變得清晰起來。這個清晰印象倒不在他的作品的美學意義上，相反，它卻使我從中看到了“香港”的藝術。

　　我最關心的是林天行所要表現的香港，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城市，有其特別的文化，現代和傳統不知為甚麼在香港這個地區卻奇妙的不相衝突的混合著。

　　林天行的表現方法還是在採用傳統水墨畫的技法，而他考慮的問題卻帶有當今文化特有的政治含義，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香港它並無矛盾地混合著並表現出它特有的價值和意義。這個價值和意義就是香港人的獨立意識和獨特性。林天行在一封信中說：“我從九六年開始表現香港、新界的‘景象’，從沒有對景寫生，完全靠靜觀默察、靠記憶、靠想象力、靠一顆摯誠的心，當然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我衝動。”在經過一段時間摸索後，林天行終於領悟到了藝術的靈魂就是一個字‘我’─ 一個直切的“我”。這個“我”是和香港的獨特性聯系在一起的。它一方面為香港的獨特性所塑造，同時它也加深了香港的獨特性。“我”不僅是一個香港文化在當代的呼聲，而且也表達了亞洲文化在當今世界特有的要求。從更為廣闊的空間看，“我”是一種當今世界地緣政治的特有表現。

　　在林天行畫中，色塊暈染與筆觸編織焦灼在一切，它們不是為了讓人去看、去理解，而是著意在表達、著意讓人注意這種表達。這個著意的表達可以看作是對“我”的身份的要求。這和早期香港藝術有很大不同。在呂壽琨和王無邪的作品中，水墨的韵律已和形式的刻意追求完美地結合了起來。人們不需要從這些作品中去發展甚麼，因為這些作品己經成功地取得了一種平衡，它們創造了與殖民社會相配的殖民文化。大陸在這一百年中也想使傳統水墨進行現代的轉換，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傳統頑強的延伸，齊白石、李可染等一大批藝術家的作品中的這種傳統的頑強性已經使他們和變化中的社會的聯系越來越遠。這是大陸的特點。這是一種成就、還是一個問題現在還很難作出回答。相比之下，香港藝術發展的獨特性還是清晰的，香港沒有很多包袱，它的發展也很少猶豫。我們在林天行的作品中就看不到這種猶豫，林天行的藝術與香港早期藝術不同並不暗指他的藝術更靠近大陸，恰恰相反的是他的藝術仍然屬於香港藝術的一部分。他的藝術的不同性更多的是建立在香港社會的變化上。這個變化客觀要求重塑香港的文化和藝術。林天行已經在作品中領悟到這種需要，然而他在表現這種需求時卻用了“藝術的靈魂”這一對象化術語和主體“我”的奇異結合。這是用作品來表現姿態，這一姿態將有助於我們衝破畫種的限制，把水墨這一具有很強傳統限制性技法解放出來，成為當代藝術空間的一個有機因素。

　　香港藝術有其自身發展的軌跡，它把大陸遇到的問題濃縮在一個急劇發展的彈丸之地，並且表現出自己特有的處理方式。我們可以從林天行的藝術中看到這種處理方式的深層含義。就這一點來看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冷林

　　現代藝術評論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理論研究所所研究員

　　1999.9.3

　　《景象·香港》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