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睦(木)：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艺术家，研究生、博士生导师，油画教研室主任。

　　70年代中期，年轻的李木面临两条选择，一是上山下乡，二是学习画画，虽然不知道前者是怎么回事，但他感觉画画会好一点，于是便以一种被选择的状态走上了艺术这条职业的路子。从最初先后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校和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到如今任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30年来，李木从来没有脱离过学校的系统。

　　如果只看李木的著作和文章，很可能觉得他是一个理性甚至彻悟之人，对艺术和创作有着明晰的掌控力，但在采访中，李木坦言自己目前仍有很多的困惑和挣扎。面对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艺术家个人内心需求和社会需求的渐行渐远，独立于官方美协体系和主流艺术之外的尴尬身份，艺术价值评判标准的单一化，以及挥之不去的传统美术教育烙印，使得早已年逾不惑之年的李木依然充满了矛盾，甚至直言自己只想当一天真正的艺术家。不过，这样的矛盾也许正是推动艺术家不停反思、探索、前进乃至以退为进的动力和源泉，在认识了矛盾的根源之后，反而会有另外一种坦然。就像他谈到10月16日将在中间艺术馆举办的展览时所说，作品虽然准备好了，但在精神上依然没有准备，或许打无准备之仗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摇摆与转变

　　记者：风景一直是您绘画的主要题材吗?

　　李木：我什么都画，画过很多年的现实主义人物画，以及其它的各种东西。那种特别严谨的人物、人体画过不少，但是一段时间以后，随着见到的东西多了，我就比较关注自己需要什么。大概在十几年以前，我就逐渐离开那个状态了。因为我一直还是在写生的状态中创作，这么多年没有放弃写生，写生过程中我可能有很多体会和愉悦。用一个月和两个月的时间去临摹一个肖像不适合我，太压抑，我本质上还是喜欢奔放的东西。人物从形态上来讲还是比较束缚我情绪的发挥，风景画里不太顾及是否像，相对来说这个载体会好一些。这并不意味着我以后不画人物，最近也在想下一步画些人物，但是不会回到以前的那种状态。

　　记者：除了题材之外，这些年的创作还有哪些变化?

　　李木：十几年来我也有一些变化，90年代末去了欧洲，那时候给我了第一次震撼。去之前我对现代主义没有太多的接触，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了更多，但是系统地去阅读，特别是在“蓬皮杜”面对原作去看，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一个人在一生中所收到的震撼不会很多，那算一次吧。回来之后我创作中主观的东西越来越多，客观的东西越来越少。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也是我绘画过程中一个很大的转折。那时候的画颜色很艳丽，也很热情，但是慢慢这个热情就过了，也会寻求一些感性之外的理性的思考。早期我对欧洲的东西画了很多，更多地画人文景观，很少画风景、山川、树林等。以后从欧洲的选题慢慢转回到北京的内容，所以我近四年一直围绕着北京的生活寻找绘画的可能性，颜色也逐渐变得理性，以至于纯粹都是黑色。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李木：因为我生活在现实当中，必定会受到当代文化的影响，所以近些年也是摇摆、冲击得比较大的。如果说90年代以前，对现实主义绘画的追求是单纯的选择的话，后来的选择就比较复杂了，更多的是挣扎、矛盾、不确定，再没有以前那种很单纯的、一往无前的状态了，因为每当我走了一段时间后，时常会发现自己走错了，并且会为此质疑自己。我想这种困惑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也是现在社会的特色。近一年来，我对这个问题想得比较透彻，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矛盾性、不确定性，是逃避、还是应对，甚至享受这种状态，结果是有很大区别的，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所以我现在表面上画北京人文景致，实际上也试图表达一下我在北京这些年生活的体验，我来北京30年了，五味俱全。

　　现代性之下的困惑

　　记者：面对这种困惑，您是如何应对的?

　　李木：我现在想要能够进入它，想要接受它，甚至享受它。它的复杂和矛盾，是这个时代的含义，不完全是丑恶或者是消极的东西。我也可以装作单纯，有的人可能就是单纯的人，但我没那么单纯，因为我敏感，每天要面对并接受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不能装作我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单纯不了，索性就不单纯。我就复杂，把更多关于文化生活多样性的情绪带到色彩里，带到绘画空间里，是不是也能揭示或者触及到这个时代的特征呢?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或者尝试，我没有下结论，因为艺术不是结论，我觉得如今的中国当代艺术太结论化了。

　　记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李木：现代化的进程太快了，中国是所有国家中现代进程里最快的一个。由于现代性本身具有思辨性、质疑性、批判性，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现代性的特点，让中国人猝不及防。从国家、社会到个人，基本上都没有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所以有失落的，有失败的，也有痛苦的。艺术家面对这个市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承受不了。到底我们该如何应对现代性带给我们的挑战，我想这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我很遗憾，因为我还是没有太多介入当代艺术的主流，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感性和理性、直觉和经验、本能和标准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现实中的地位及作用。因为当代艺术不仅仅是批判，批判是比较绝对的，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绝对的事情。不断批判的结果，会导致更多的人对绝对性的纵容。因为你批判的立场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比如;你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却要批判这个时代。你生活在长久的奢华之中，还要表现永恒的痛苦，这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

　　记者：刚才提到的矛盾，在您身上是什么样的体现?

　　李木：这是我个人的困惑，我个人内心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巨大的感召力，让所有艺术家都奋不顾身地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是中国艺术独立于所有国家艺术最大的特点。成千上万艺术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不顾身地前进。我也在前进的过程中，但是我属于冲在后面的那类人，我也跟不上，所以我前进一段就后退，走一步退两步，退两步我又觉得不行，别落太远了又去追，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也想参加全国美展，也想入美协，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挺无聊，又不是特积极，又不是奋不顾身的那种人，所以我在现在的位置上有点不伦不类。但是慢慢觉得这种不伦不类，可能是我个人想要的东西。尽管最终的获得是被迫的、无奈的，但可能运气还是好，不像有的人走得比较远，在学院艺术和前卫艺术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其实那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种丧失。面对两个不同体系，做出选择时会面临痛苦，但我觉得我不会，因为我什么也没选择，什么也都没选择我，我觉得很幸运。

　　当一天艺术家

　　记者：具体在创作中的矛盾是怎样的?

　　李木：我聊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不是技法，我已经把技法抛弃得基本没有了。现在画成这样，是因为我技法太好了，而不是太糟。我上学那么多年，天天都在训练这个东西，我已经画够了，所以总想背道而驰，但是主观的愿望和我面临的客观环境常常会不一样。这可能是我没有办法逃避的，挣扎、纠结也就在这里。比如我每画一笔，只要有第二笔，都会想这个颜色是否协调，要不要调整，空间位置对不对。这是与生俱来的，血液当中都有了，做不到干干净净、单纯地画画。我这辈子可能无法以一个地道的艺术个体来画画，中国的艺术家要我来说的话，所有的人都是挺悲哀的。

　　记者：这是否类似您在文章中所说的“想好了再画还是画好了再想”的问题?

　　李木：是，我们都是“想好了再画”，没有人“画完了再想”，更没人意识到“画完了再想”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说到底绘画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仪式。我的朋友从一个美国艺术家的家里回来，他在海边有几百亩地，一两所房子，自然的风景里没有人打扰。这个朋友特别感慨地跟我讲，他的狗平生第一回当了一次狗。以前那狗都是在家里圈养着的，现在每天出去跑，跟松鼠玩、捉鱼什么的。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太把绘画当回事儿了。我觉得以后的生活，如果命运能给一个机会，让我当哪怕一天的艺术家，这辈子都没有白过。从画画那天开始就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标准，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现在已经不习惯“画完了再想”了。

　　(文/根据《艺术财经》采访整理，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