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萧山博物馆推出“百年季黄——纪念朱家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文物和图片展，与北京故宫举办“欧斋墨缘——萧山朱氏捐赠碑帖特展”形成南北互动，反映了世人对朱氏重要文物捐献的珍爱，对著名文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朱家溍先生的钦仰。

文物鉴定大师朱家溍先生

　　一

　　古代的碑帖拓本，其中碑刻是指记述人物和事件的石刻文字，包括刻石、碑碣、摩崖、石阙、墓志、塔铭、经幢、造像题记、诗文、石经等。其中的法帖是指将前人书法墨迹摹刻上石，经过传拓，供人们效法临习的书法范本，包括丛帖和单帖。碑帖拓本流通于社会，历代都有刻意搜集的收藏家。

　　近代中国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开端于清末民初。这两件事也让有眼光的碑帖收藏家及其后代看到了自己收藏可以扩大公益的途径，并且还有了一个放心的归宿。于是便有了国家图书馆的顾千里旧藏和梁启超旧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缪荃孙旧藏，上海博物馆的戚叔玉旧藏，上海图书馆的潘景郑和吴湖帆旧藏，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州市博物馆的容庚旧藏。在故宫博物院有马衡旧藏，朱翼盦旧藏，吴兆璜旧藏等等。虽说他们的收藏最后殊途同归，却又伴随着各自的苦与乐，喜与悲。

　　萧山朱氏碑帖一千余件入藏故宫早在1954年。从主要方面来说，所藏碑帖有三个特点：第一，名碑名帖为多。如两汉碑刻近七十种，当时所见几乎全部收入。唐代碑志数量最多，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欧阳通、王知敬、李邕、史惟则、孙过庭、苏灵芝、李阳冰、张从申、颜真卿、徐浩、柳公权等名家存世碑帖皆囊括其中。第二，善本精拓为多。宋拓二十余种，元拓四种，明拓四十余种，含英咀华，孙承泽难以比肩。第三，有鉴家、学者题识为多。如元拓石鼓文，孙克宏古物，附周伯温临石鼓文墨迹，翁方纲、吴云、张祖翼、杨守敬等题识。

　　然而，欧斋所留下的不仅有碑帖藏品，而且还有他在三十年中用心撰写的目录和大量题跋，三者结合成一份丰厚的文化遗存。许多收藏家有藏品未必有目录，有藏品有目录未必有很多题跋。

　　二

　　我们看到在碑帖的说明文字里，每每写明拓本的时代和考据，如东汉《史晨碑》下写：明拓本，“秋”字不损。如唐《皇甫诞碑》下写：宋拓本，“参综机务”之“务”字完好。这是什么意思呢?

皇甫诞碑宋拓本，其中“务”字未损

　　初刻的碑帖，石面光滑，文字完好。但初拓、早拓本可贵而不易得到。时隔一久，风雨剥蚀，人为损坏，其碑上石花斑驳，以至断裂则是经常的事。因此，早拓本比晚拓本损坏程度轻，留存文字多是普遍的事实。

　　早拓本比晚拓本多存的字或完好的字，晚拓本比早拓本多出现的或者后来逐渐扩大的石花和裂纹，这两方面专业上称作“考据”。考据的含义就是借以考察拓本时代的根据。上面讲的“秋字不损”，“务字完好”，都是指考据的情况。欧斋碑帖以早拓精拓居多，所以它们价值极高。

　　但这里必须指出，用考据来鉴别拓本早晚的方法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做比较的几个拓本，都是从原石上拓下来的，这是先要确定的。如果一个是原石拓本，另一个是翻刻拓本，或者两个是不同翻刻的拓本，那就不能用考据来断代了。

　　三

　　这里举两个善本的例子。

　　东汉司隶校尉鲁峻碑，《校碑随笔》指出旧拓最早的考据是：第十二行“宣尼”二字，第十六行“遐迩”二字，皆未损。若“迩”字末笔完好，则第十五行“允文允武”“武”字可见。欧斋收此碑两种，一是明拓“武”字不损本。另一本是丁彦臣同治庚午所得并跋本。后者“宣尼”“遐迩”等字完好，而且较宋代洪适《隶释》著录的碑文还多第十一行“汝南干商”之“商”字，第十六行“当迁绲职”之“迁”字尚存，故为北宋拓。

《九成宫醴泉铭》北宋拓本，“重译来王”的“王”字未损。

　　唐代《九成宫醴泉铭》，贞观六年(632)刻，在陕西麟游县，魏征撰，记载唐太宗居九成宫以手杖引出清泉，呈现祥瑞的故事。欧阳询书，书法浑厚沉劲，为欧体典范。民国建立后，紫禁城前三殿被民国政府接收。混乱中许多藏品被太监带出，以贱价销赃。这本九成宫即在其中，后朱氏从庆云堂以五千元购得。明朝库装本，“重译来王”的“重”字未损“长廊四起”的四字犹存。是北宋拓本。

　　四

　　当今，人们时常遇到文物鉴定的事情。在与朱家溍先生长期接触中，记得他曾多次谈到与此相关的看法，很值得回味。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多次说过：“现在越来越强调文物鉴定，有些过头了。对于博物馆业务人员来说，还是应当要求他们熟悉藏品，会查找相关的文献资料，会编目录，逐渐学会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些是‘因’，‘鉴定’只是‘果’当中的一个表现。前边的事努力去做了，鉴定的水平慢慢就会提高。不能把因果颠倒了。”

　　我还听到朱家溍先生曾对文物鉴定的一个看法，即应当把“定”改为“订”。他说：“文物鉴别是一个科学论证的过程，每当有新材料出现，都会或多或少的修正甚至推翻原有的结论。订正原来不够确切不够完备的地方，而‘鉴定’带有更多的到此为止的含义，使人感到不能准确的表达鉴别的过程，应该改为‘鉴订’更好。”因为，“修订”“订正”“校订”用的都是“订”字。

　　上述两段话，都是针对文物鉴定而提出意见。前者关系专业人员应当如何努力和培养目标的问题;后者表明了不满意将文物鉴定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这当然与社会文物市场的盛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学术浮躁的风气相联系的。这些表明了这位从业六十年的文博老人理智的思考和清醒的忧虑。

　　我们纪念尊敬的朱老，总觉得他仍然在我们当中。学海浩瀚，能取饮一瓢是福分，能浇注一瓢是心愿!面对前贤，请经常重温他们留下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