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郭志光》近日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红色封套的系列画集，有个昵称叫“大红袍”。美术界所谓的“大红袍”系列画集，即画册外壳使用全红的硬套装帧，画家的烫金黄字封名跃然红套之上，这是美术出版社给画家最高级别的待遇。“大红袍”素以选题严格着称，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具备相当水平和地位、在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画家，才会被纳入出版计划。郭志光先生作为当今中国花鸟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年逾七旬出版“大红袍”，可谓厚积而薄发。据了解，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郭志光“大红袍”画集也已经在筹备阶段，将与郭志光先生在中国美术馆的大型个展一起推出。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郭志光先生，听他讲述了“大红袍”背后的艺术追求。

　　（小）谈“大红袍”：把花鸟画题材扩展到人周围的环境

　　济南时报：这本画集选择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郭志光：这本画集收录了这些年创作的一些精品，有彩墨也有水墨，把各种题材搭配了一下，鹰、猫、鱼、兰花、梅花、水禽，各选了几幅，基本能代表我这些年的艺术风格。这一本以四尺、六尺、八尺的作品为主，最近创作的一些大画还没托裱，留到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一本了。

　　济南时报：从画集中可以看出，您绘画的题材相当宽广，很多作品都充满生活气息。

　　郭志光：我想把花鸟画的题材扩大到人周围的环境。并不是画一枝花、添一个鸟就是花鸟画，花鸟画应该表现人与周围自然生态的感情。我把老鼠、猫等等都拿到画面上了，题材比较多，打破了传统的几种类型，从用色、用线、取材上都有我自己一些创新的设想。

　　济南时报：这本画集也是您多年的一个艺术回顾。现在的作品与以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郭志光：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画得比较放，那时候年轻嘛，胆子大。但这也存在问题，就是比较粗。有人说我现在的作品反而不如那时候放，其实在我看来是更严谨了。画画就像下围棋一样，走错一步，这盘棋就输了。看上去这些画都是大写意，但在笔墨处理、空白处理、黑白处理、呼应处理包括题款上，都有讲究。我上大学时就研究潘天寿先生的题款和黑白处理，然后根据我自己的画风、根据每幅画的画面设计。在我的画里，题款也是画面的一部分，并不是简单的靠边题。

　　济南时报：您现在的创作彩墨作品比较多，是一直以来的追求，还是考虑市场的需要？

　　郭志光：我用颜色，并不是为了迎合市场。从大学一年级，我就非常崇拜吴昌硕，特别喜欢他的彩墨画。中国画的大写意花卉，历史上发展比较晚。人物画唐朝就比较成熟；后来有了宋四家、元四家等，山水画也起来了；而花鸟画起初以小幅、扇面居多，从明末的徐渭等人才开始从写实、小写意拓展出来，形成大写意花鸟。虽然发展晚，但它的增长非常惊人，很快就达到八大山人、石涛以及后来的扬州八怪这些高峰。

　　大学的一个暑假，我省吃俭用买了一本八大山人的画册，整整画了一个假期。当时那个年龄，不见得对他的作品理解得很透，但确实对我一生起到了作用。他的黑白处理、构图处理，完全到了另一个境界。到现在，我还经常拿出他的画集看一看。八大山人可以说是花鸟画的顶峰，但如果现在还画他那种画，就画不出时代来了。他从艺术上是高峰，但不能从他那个方向突破。吴昌硕就从另外一个方向突破了八大山人。

　　（小）谈学画经历：不能死学名家，而要变成自己的东西

　　济南时报：您从浙江美院毕业，受过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抑非等多位大家的指点。谈谈老先生们对您的影响吧。

　　郭志光：刚上大学，正好赶上潘天寿先生巡回展从上海回到浙江美院展览，我一看到那些大画，彻底镇住了——简直不可思议啊！我坐在展厅旮旯里不愿走，每幅画看半天。随后我打听到，潘先生年轻时也是学吴昌硕的，后来转学八大山人。他的成功还借鉴了很多东西，比如陈老莲树干的结构、人物造型等等。当然，他不是照抄，是借鉴。我这才领悟到，走潘先生的道路不能死学潘先生，也不能纯学吴昌硕。

　　我上学时不是很喜欢任伯年，还经常为这个跟人家吵。后来自己投入教学以后才知道，不能让学生过早地接触太“放”的东西。任伯年虽然用色多，但仍然是在文人画的层次上。陆抑非先生临摹过很多任伯年的原作，我就拿他的临作再去临摹。当然，我并不是走任伯年的道路，但他的画对我有启示。

　　我上世纪80年代画秃鹫完全借鉴潘天寿先生的作品，但后来觉得不应该这样，从那以后不再死学他，而是根据他作画的原理，画自己的东西。比如“强其骨”，比如用线的张力、动物的变形、空白的处理等等。而在用笔、用彩、用水上，我学诸乐三、陆抑非先生。我和陆抑非先生接触最密切，他给我们上课最多，我把他的小写意方法用到大写意中去。不管学什么东西，不能死学，而应该从中受益，变成自己的东西。

　　济南时报：您怎么看如今中国花鸟画的发展？

　　郭志光：整个时代在前进。当年不管是中央美院、浙江美院还是国立艺专，考上的寥寥无几，而现在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另外，现在的学生知识面丰富了。但从局部来说，中国画并没有前进，反而局限性大了。山水画的李可染，花鸟画的潘天寿，突破他们的至今几乎没有，他们仍然是旗帜，更不用说黄宾虹这些老先生了。应该说，中国画整体上是前进的，但作为“登峰”来讲，还没有突破。现在的人什么都想弄，而那些老先生是做学问的，根本不考虑金钱的问题，不考虑流芳百世的问题，只是在认真地传承、研究。

　　从技法上说也是这样，年轻人急于求成，想一步走到高峰上，想参加全国大展，但画传统的显然功力达不到，于是纷纷搞制作，采用水冲、放大、变形等等方法。作为年轻人来说，要参展、获奖可能必须走这条道，但这对以后的发展限制很大，就像孙悟空戴着紧箍咒一样。

　　济南时报：您对未来的创作有什么规划？

　　郭志光：我总觉得我还有很多的东西要挖掘。拿花鸟画的题材来说，最近画的大画中，熊猫就是我以前很少画的，而这是中国的国宝，竹子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我想在这方面表现一下。

　　另外我一直认为，潘天寿先生和浙江美院其他老师留下来的精华，还没得到充分的拓展。我想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创作，比如鹫、鹰、飞禽这些大题材。我想从画幅尺寸、笔墨形式、构思、境界等方面，进一步发挥对老师的继承，把浙美这一派的画风、把老先生们精华的东西发扬下去。

　　我年龄虽然大了，但在体力还能行的情况下，还想多画一些题材。我积累了很多创作的题材，比如三年前去温哥华写生的题材，我画了一部分，还有很多素材没画。

　　对画家来说，市场和宣传重要吗？当然重要，但这都不是我的强项。我要把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大创作是我主攻的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