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前后，“倭寇”猖獗，边患频仍。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断绝中日交往，实行海禁。朱棣夺得帝位后，希望四海宾服，便试着开放海禁。岂料这一来却让日本浪人钻了空子，如潮水般涌来。“倭寇”势力渐大，越闹越凶，甚至有时候明朝官军都不能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寻寇苏州府松江府诸处。”

　　日本浪人仅凭十几只木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如入无人之境。“鬼子”进村，烧杀淫掠。中国百姓避之不及，纷纷逃难。必须指出的是，明朝所谓“倭寇”，与后来大举进攻中国的日寇不同，不是政府正规军，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海匪。就像21世纪的索马里海盗，索马里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尽管如此，明成祖朱棣还是决定采取中国传统“告御状”方式，将官司打到国外。于是，“郑和下东洋”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于“下西洋”发生了。永乐二年，即1404年，郑和督师10万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出使日本。

　　大名鼎鼎的“郑和下西洋”目的有五个：宣扬明朝国威、扩展朝贡贸易、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迎佛牙、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

　　那么郑和下东洋的主要使命是什么?《明史·戎马志》记载，只做了两件事。

　　一件，晓谕明成祖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

　　二件，“许以贸易”。双方签订《堪合贸易条约》，“堪合”乃明朝朝廷颁发的执照签证。日本人在条约下，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画、资财等等，尽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而非“野蛮打劫”地拿走。

　　此时日本，怀义王已经作古。第三代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明史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这个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眼见明朝大队人马押送着大量宝物到访日本，也不在君臣礼仪虚名上较劲，遂象征性地杀了20多个海盗浪人，将首级送给大明使者，并接受了明朝封号、金印、冠服等，表示臣服，按属国的名分向明朝皇帝呈递国书，奉明正朔。

　　郑和带着20多个倭寇首级和足利义满“臣服表”回国交差，朱棣找回了超越老爹的面子，满心欢喜，对日本国“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又向源道义赠送了金银、瓷器、书画等物，并允许日本国朝贡团人员总数可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贸易。此举促使当时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是郑和出使日本的成果。

　　明史学者总结“郑和下东洋”，赞其以经济手段怀柔，“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反观日本政府这一方，得到了实惠，并无什么损失。